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6)04-0138-08 “淮海”在清代泛指扬州、通州二地，属于历史地理学的概念。淮海地区有着人文蔚焕的历史，其钟毓淳雅、崇儒尚实的地域文化特征，在清代地域文学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自清初迄于近代，淮海地区的诗歌创作始终能够保持相当的活跃程度，成果丰硕。嘉道时期《淮海英灵集》《淮海英灵续集》《淮海同声集》以及近代《淮海秋笳集》等文学选集相继出现，为清代以来“淮海”地域范围的认定提供了具体参照。特别是《淮海英灵集》及其《续集》，以清代扬州府、通州下辖的十二邑之地为诗学版图，辑录了诗人一千七百馀家，勾勒出了清代“淮海文学圈”的诗学谱系。安介生认为：“如果说江藩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是清代经学中‘扬州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的话，那么，阮元等人主持编撰的《淮海英灵集》及《续集》的出现，与明清时期‘淮海文化圈’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联，甚至可以说，这部诗集的出现，本身就是‘淮海文化圈’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1]今天我们对“淮海文学圈”的探讨，对清代淮海诗歌创作成就的认识，也主要基于这些以“淮海”冠名的文献。 一、“淮海”版图及其文化特征 “淮海”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淮海维扬州”。作为一个特指的地域概念，“淮海”在汉末已经出现。①如《后汉书》载许邵事迹云：“或劝劭仕，对曰：‘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广陵。”[2]1510许汜评价陈登时也称：“陈元龙淮海之士，豪气不除。”[2]1239东吴、东晋及南朝均定都于建康，江左一带日趋繁华，“淮海”作为这一区域的代称多见于相关文献。“侯景之乱”后，梁宗室萧世怡(一说萧圆肃)著有《淮海乱离志》四卷，其“淮海”泛指淮南、江左一带的广袤地区，甚至包括现今安徽的寿县等地。 隋唐以降，“淮海”多指淮河以南，长江以北，黄海以西的特定区域，即隋炀帝所云“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3]1151概指的范围。北宋著名词人秦观自号“淮海居士”，为人所熟知，他在《扬州集序》中回顾“扬州”一词的变迁时称：“三代以前，所谓扬州者，西北距淮，东南距海，江湖之间尽其地。自汉以来，既置刺史，于是称扬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4]533这里已经不再涉及南北朝时期“淮海”所包含的安徽淮南、寿县的地域。秦观指出了扬州“西北距淮，东南距海”的形势，也使得“淮海维扬州”这一地理概念更为明确。 从史料可知，历史上不同时期，作为文化区域概念的“淮海”与作为地理概念的“扬州”都有着一定程度的对应。上古之时，当古人只能对华夏版图进行简单初步勾勒的时候，作为天下九州之一的“扬州”代指东南沿海地区，这自然包含了古人所云的“淮海”，甚至远及江南、浙江一带更广大地区；经过了秦汉一统、天下车书混一之后，“扬州”逐渐凝聚成为“理江都、广陵二邑”的郡治，那么其地域范围则与“淮海”无直接对应关系，而隋炀帝所云的“淮南江北海西头”成为“淮海”方位的通行注解。非但扬州，通州之地也常以此自况，如清代通州诗人李琪《崇川竹枝词》开篇亦云：“淮南江北海西头，中有一泓扶海洲。扶海洲边是侬住，越讴不善善吴讴。”[5]708由此亦可见“淮海”之与扬州、通州之渊源。 清代嘉、道年间《淮海英灵集》及其《续集》的出现，为清代淮海文化版图的划定提供了重要依据。阮元在《淮海英灵集序》中自道其编撰经历云：“乾隆六十年，自山左学政奉命移任浙江，桑梓非遥，征访较易，遂乃博求遗籍，遍于十二邑。”[6]1阮序中所谓的淮海“十二邑”，即江都县、甘泉县、仪征县、泰兴县、高邮州、兴化县、宝应县、泰州、东台县、如皋县、通州、海门厅。从地理范围上看，这一区域并非某一朝一代所划定的“扬州府”所能笼括的，特别是通州之地的划属使得淮海地区坐拥江海之势。安介生指出：“明清两代扬州府的地域差异主要有无‘通州’之地，而通州处于江海之会，面江背海，形势之地，非常重要。如割去‘通州’之地，对于所谓‘淮海’自然地理轮廓的完整性以及地理环境特征影响极大。”[1]这一观点值得赞同，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阮元“淮海”地域，乃以“江淮之间，东至于海”为基本范围，而清代淮海地区则可确定是以扬州府城江都、甘泉为中心，以宝应、高邮、仪征、泰州、兴化、东台以及通州四邑为辅翼之地；淮海文化是指以扬州的维扬文化为中心，通泰江海文化为辅翼的区域地理文化。 从地理位置上看，淮海地区为徐州、海州向江南的过渡。清初置江南省，扬州府、通州皆名列其中，淮海在文化上与江南大致相近，然十二邑皆地处江北，地理环境与江南自有差异。明儒陈懿典尝言：“海内大势，以江河为界限。故称江南、江北、河南、河北。而淮又介于江河之中，淮扬四郡，以及徐、滁诸州，虽隶于南服，而实称江北。”[7]卷三《抚淮小草序》，680考察江北之“淮海”，水土和盐产是物质层面的两个重要方面，精神层面的“淮海文化”与此也有着紧密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