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6)03-0086-07[收稿日期]2016-01-12 在中国主流文化中，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是价值建构的原初动力。人的动物性求生本能是人要“活着”的生物性基础，人要“活着”是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相互融合的不依赖于外在事物的内在亲证。人依据来源于历史实践的对人类总体存在与发展负责的人类总体意识进行“人能弘道”式的自证，这种自证是对人要“活着”的正向思考；悲剧意识的兴起是对人“活着”的反向思考，即通过追问和检讨从反面确认必须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并保证这种价值不会因缺乏这一反思维度而滑落。因此，中国主流文化中的悲剧意识来源于人生有限性和人要“活着”的无限追求之间的矛盾，用晏殊的词讲就是“人生有限情无限”(《踏莎行·绿树归莺》)的矛盾。这种悲剧意识在本质上属于价值悲剧意识，由于其来自人的生命根底处，也可称为“生命悲剧意识”。 现实悲剧性，一方面是对人的生命有限性的不断提示，另一方面是对人的社会能力有限性的不断展示。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现实悲剧性是人的生命感知和存在方式，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根据，也是上述悲剧意识的客观形态。由于现实悲剧性是人的存在方式，与人同生同在，所以它不会消失，也不会被克服，但却可以被转化，即以人类总体意识为依据来认同这种悲剧性，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价值形态，此即审美超越。人的悲剧意识是人对现实悲剧性的把握，这种把握的不同精神指向就是悲剧精神。在诸多精神指向中，思考追索、奋斗抗争、默认消解、妥协屈服和审美超越是其主要类型。审美超越的功能在于培养人性心理，塑造人格，在更高的境界上观照现实悲剧性，不断改造现实和提升现实悲剧性的品格[1](P24—25)。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和运行机制，也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历史合理性之一。在对现实悲剧性的审美超越上，苏轼词体现得十分典型。 一、以诗酒生活进行审美超越 在宋词——尤其在北宋前期以及中期词中——对现实悲剧性的默认与消解表现得十分突出，这与唐人的悲剧意识显示出很大的不同。如晏殊的《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第一句就是对人生的悲剧真相极其鲜明而有力的提撕。“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分别是古人的常态，但是因为有了第一句的观照，第二句的“等闲离别易销魂”就不是一般的多愁善感了，而是上升到了悲剧意识的层面，但对待这种悲剧意识的态度却是“酒筵歌席莫辞频”。下阙面对无可奈何的“满目山河”和“落花风雨”，采取的态度更是“不如怜取眼前人”的质实的现实选择。应该说，宋人对于现实悲剧真相和对生活情境的细腻体会，比任何时代都不差，但所采取的态度却往往是沉溺在现实享乐中进行消解，缺少明确的价值追询指向。晏殊这样的词还有不少，如说《谒金门》(秋露坠)中有“莫辞终夕醉”，《清平乐》(秋光向晚)中有“人生不饮何为”等。在这方面，宋祁的《玉楼春》也很典型：“东城渐觉风光好，穀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浮生”二字表现的是词人缺乏价值与意义的生存状态，是对人生悲剧真相的默认，而“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执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则是对这种悲剧真相的消解。另外，像晏殊的《浣溪沙》(小阁重帘有燕过)、《踏莎行》(小径红稀)，欧阳修的《玉楼春》(酒美春浓花世界)、《浣溪沙》(青杏园林煮酒香)，张先的《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等词也从抒写“闲愁”的角度表现了上述特点。 我们把这种对现实悲剧性的把握称作宋词的悲情意识。悲剧意识和悲情意识的区别在于，悲剧意识更注重以理性去撕开人生的悲剧真相，进行价值追询；悲情意识则更注重对悲剧真相的默认和消解，较少理性思考和价值追询。但悲情意识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遍状态，这些丰富细腻的感情，能够将悲剧意识中的理性因素融化到感性中去，那些指向升华的悲情意识，往往以既感性而又超感性的方式积淀入人的心理结构中，而这种心理结构又是促生悲剧意识的感性基础：悲情意识越丰富，悲剧意识往往越强烈。因此，悲情意识不仅不与悲剧意识相矛盾，而且是悲剧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上述这个大的背景上，苏轼词既表现出了丰富的悲情意识，又体现出新的特色，即更多地指向价值建构。同样是选择现实生活来抵抗现实的悲剧性，苏轼词导向的不是默认与消解，而是转化为价值形态。如《望江南》：“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2](P164)上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惜春或伤春，而是经春天情景的引导，使人进入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思考，所以在下阕的开始便有了悲剧意识的鲜明提示——“酒醒却咨嗟”。“咨嗟”，是悲剧意识的兴起，也是对现实悲剧性的默认与感慨，但这种默认与感慨可以有不同的指向，一种是对现实悲剧性的消解，一种是在对现实悲剧性的体认中转化为价值形态，进行价值追询，即审美性的超越。该词最后选择的现实生活方式是：“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这样的生活并非“酒筵歌席莫辞频”、“不如怜取眼前人”的及时行乐和得过且过，而是文人应有的本真生活，是对现实中不合理的生活方式、生活情景(如官场中虚伪、浮华的生活等)的否定，它有着明确的价值建构指向，所以我们称其为以诗酒生活来进行审美超越。 其实，以本真的诗酒生活来超越现实中的不合理因素，是中国很多文艺作品中的一种模式。我们再来看苏轼著名的《满庭芳》词：“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于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2](P458)此词非常著名，《苏诗纪事》卷上记载：“东坡《满庭芳》词，(东坡在世时)碑刻遍传海内，使竞进之徒读之可以解体，恬淡之徒读之可以娱生。达人之言，读之使人心怀畅然。”[3](P19)该词开篇引《庄子》中的典故，对人生为虚名微利而奔忙的悲剧性进行彻底的揭示。“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表达的不是宿命论、命定论，而是境界的开启，即“我”依照既定的有价值有意义的合理准则去做“我”该做之事，而非依照世俗的、功利的、不合理的准则去做事，这是既定准则，与现实宠辱得失、虚名浮利无关。“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此“疏狂”不是狂妄，而是对现实某些不合理的生活方式的解构。“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对世俗价值的否弃，一切都无须争辩，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情景是最合理的：“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在自然、诗、酒与歌中建构起超越现实悲剧性的生命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