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问题一直是国际关系学者及历史学者关注的重点，围绕这一问题有诸多不同认识。①常被提及的“朝贡体系”作为学术概念并非东亚人的原创，而是来源于欧美学界对“Tribute System”的描述，其中，费正清的“朝贡体系论”②最具有代表性，但“朝贡”二字更多强调的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经济利益关系，并不能很好地概括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全部，另外，费氏学说中潜在的“西方中心论”色彩、政治因素影响等也为后人所指出。在东亚地区，战后日本学者的研究颇丰，20世纪90年代，以滨下武志为代表的学者从朝贡贸易角度认识古代东亚秩序的论说尤为瞩目；③韩国学者则多从中朝/韩关系进行考察，如全海宗的“朝贡关系说”。④相比而言，两岸三地的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探讨起步较晚，但也有突出的学术成果，尤其表现在以中国视角出发、联系中国文化特点来审视这一国际秩序，如香港学者黄枝连提出19世纪之前在古代东亚存在着“天朝礼治体系”的区域秩序，⑤台湾地区的学者张启雄以“中华世界帝国”和“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分析古代东方的国际秩序。⑥就大陆学者的研究而言，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大学的何芳川先生的“华夷秩序论”是较有代表性的分析，⑦另有山东师范大学的李云泉教授的《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对朝贡制度进行了探讨。⑧ 基于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梳理，可以看到学者们观点理论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实际上是研究的文化背景、学科领域、视角和方法论不同的反映，将它们综合起来有助于形成对这一秩序的基本认识。概括而言，包括如下方面：(1)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并不能简单地用朝贡、册封、宗藩等名词一概而论，由于这一秩序体制存在的时间长、变化多，具体内涵复杂而多样，难以概言；(2)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突出形式是朝贡册封体制，以一种中心—外围的圈层式结构存在，其中心是古代中国王朝，与周边的关系存在亲密程度上的差异，宗主国与朝贡国具有不同的地位，承担不同的责任；(3)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形成与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密不可分，既是中国内政结构在外交上延伸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在国际关系上的映射；(4)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次上的功能和影响，这保证了其延续和稳定。政治上朝贡国寻求宗主国的政治认可，宗主国负有兴灭继绝的责任，同时通过朝贡，宗主国也获得地区合法性，并以宗藩体系维护自身安全；经济上形成了宗藩之间、藩属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经济功能在明清选择闭关锁国之后显得更为明显。文化上体现为中心文化向外的扩散，周边国家一心向化并接受中心国的文化成果和价值观念；(5)古代东亚国际秩序不同于现代西方国际秩序，由于这种客观上的差异和历史发展的结果，在对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评价上也出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 近年来，大陆学者在对朝贡体制和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上逐渐深入，⑨其中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尚会鹏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从心理文化学的角度分析探讨了古代东亚国际秩序。⑩具体而言，在心理文化学的理论体系中，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被定义为“伦人”，其心理文化取向体现为“人伦中心”和“人与人之间的彻底和谐”两个层次，这既反映在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中，也反映在中国国家行为体的对外态度、行为上。(11)依此来看，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即是建立在“伦人”基本人际状态上的“天下”，也是“礼”这一实际存在的国际秩序，其以中国为中心向外发散，基于(或模拟)家庭角色差别而存在等级差异。中国人人际关系的三种圈子文化“亲人文化”“熟人文化”“生人文化”作用于国家行为体之间，支配原理则是不同于“单位平等原理”的“角色原理”。(12)在这一原理、体制下，前述三种文化之间存在着角色互换的可能，竞争体制被压制，而角色体制具有的道德取向使得该体制温和而内敛，且不触及族群的身份认同问题，“礼”的秩序划分乃是依据文化程度的高低。(13) 心理文化学为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尚会鹏教授论说在理论上有较大创新，其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中国人的“伦人”基本人际状态会投射到国家行为体的对外态度上，用中国传统的“天下”体制概念代替西方学者提出的“朝贡”体系，一方面，这较为充分地表现出了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内涵；另一方面，则体现出立足于中国文化、东亚文化本身去找寻该地区国际秩序的特点，这与近年来理论界提出建立“中国学派”的呼声具有相关性。其中，尚会鹏教授对“角色原理”的引进，以及从中国人人际关系来看三个圈子文化的分析尤为独到，在这种角色伦理关系之下，国家行为体在天下体制中的行为够得到解释，同时，这一国际秩序与中国人个体的人际关系圈也有所差异，即存在于角色互换的潜在逻辑。 就笔者目前的阅读和理解来看，尚会鹏教授研究虽对“角色原理”的运行法则及内化问题做了分析，但对天下体制中究竟存在哪些“角色”，如何定义这些“角色”，以及这些“角色”如何得到确认等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究，而这些问题对于“角色原理”的理解极为关键。与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会对亲人、熟人、生人采取不同的态度一样，只有在天下体制中确认了“角色”，亲人文化、熟人文化、生人文化的不同法则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基于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及其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从心理文化学视角出发，视古代东亚国际秩序为天下体制，联系历史发展及其中值得关注的内容，就天下体制中所存在着的“角色”及其“角色”确认的过程做尝试性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