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宪法体制的组织和运行逻辑下，政府信息公开不能为一个单维度的“政府——公民”关系所涵括，公民知情权所对应的“国家”义务，也不能被狭隘地理解成“政府”的公开义务。同时，“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限制性框架，只有置于宪法体制的组织和运行逻辑中，结合各个国家机构与公民的关系进行具体化的理解。否则，这一原则及对应的政府公开义务就是空洞的，空洞的原则当然无法约束政府。宪法体制的组织和运行逻辑，决定了信息公开国家义务的具体类型和体系结构。只有在此视野下，才可领会以公民知情权为基础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所具有的重大宪法功能，而不是局限于一种以公开促进自我规约的狭窄认知。 宪法体制的组织和运行逻辑是依据《宪法》第2条、第3条、第三章的规定提炼出来的规范表达，以公式表达为“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机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民”。“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机构”是主权逻辑的彰显，“国家机构——公民”是治理逻辑的体现。二者耦合成我国宪法实施的两个互动层次：其一，基于人民主权，作为主权者的人民选举产生权力机关，产生国家机构，并制定法律，从而组织和规范国家的整体运行。主权逻辑构造了国家的主权结构，这一主权结构，既保证主权权威的恒在，又以制度化的方式抑制主权者出场所不可避免的无序和激情。其二，包括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在内的国家机构在主权逻辑构建的宪法体制中各司其职，遵守和适用法律，以强制性的权力为保障，通过授予权利、赋予义务具体调整个体公民之间、个体公民与国家机构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所谓治理逻辑，是通过法律的宪法实施，即由人大产生的国家机构遵守和适用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实现人民意志。主权逻辑为治理逻辑输送正当性，治理逻辑为主权逻辑实现价值理性。 在这一宪法逻辑中，政府承担的信息公开义务可对应分解为两个层次：一是在“人民——人大——政府”的主权逻辑下，政府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据此，政府应当向人大主动报告信息，而人大作为人民意志的代议机构，有权代表人民要求政府公开社会大众所普遍关注的信息。二是在“政府——公民”的治理逻辑下，政府因职权行使与公民形成行政法关系，公民的权利义务因此受到影响，行政行为与公民个体之间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此时，遵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求，有关行政行为的信息，应当向公民公开，公民亦有权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依据宪法体制的职权配置关系，如果政府公开义务存在偏差，那么公民有权向上级政府举报、申请行政复议，并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现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赖以建构的“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义务”逻辑，先验地接受了“知情权是人权”与“政府信息公开义务是知情权实现的手段”的预设，混淆了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与作为政府治理相对方的“公民”，因而也混淆了有关宪法体制组织和运行的“人民——人大——政府”之主权逻辑与“政府——公民”之治理逻辑。 这一混淆，漠视了“人民——人大——政府”的主权逻辑，忽略了政府与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在信息公开领域的职权关系及义务配置，致使现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与整体宪法体制相脱节，难以形成制度合力。同时，由于无法受到宪法体制的有效规约，政府的信息公开职权极易僭越宪法体制的职权配置，违反国家机构分工原理。其后果是，既可能因其职权所限而无力满足民众信息需求，也可能因越权而陷入恣意，更可能将蕴含于分工背后的制约和监督消解于无形。 这一混淆，还为本不应在代议政治中直接出场的“人民”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使得“人民”超越人大而直接与政府形成关联，从而与“人民——人大——政府”所蕴含的宪法逻辑相抵牾。由于缺乏代议制的整合和人民代表的理性过滤，有关信息公开的“民意”在“沉默的大多数”的映衬下，本源是少数群体和精英阶层诉诸抽象的“人民”概念所进行的单方面“加工包装”，看上去似乎拥有强大的道义力量，但实则难以将多元认知下的分散民意诉求汇聚成绝大多数所认可的体制性共识，更无法转换成实质性的制度压力，自然难以有效施压政府。与此同时，忽略代议渠道而动辄诉诸主权者的民意号召，常常掺杂着民粹倾向的非理性指责，掷地有声的建设性讨论和诉求主张淹没其间。加之政府治理(尤其是基层)受制于压力机制而难以保持常规化运作，信息公开底气本就不足，民意回应体制还不健全，正常的民意表达和沟通交流管道由此不断窄化。以主权者身份自居所发出的指责，一旦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宽容和理解丧失了土壤，交流和沟通没有了意义，结果被提前预设，本意在于强化沟通的公开不免演化为情绪化的对立。 这一混淆，还干扰影响了治理逻辑下“政府——公民”的知情权实现，而这恰恰是公民需求最为迫切、利益关联也是最为直接的方面。由于《条例》对主权逻辑和治理逻辑的混淆，没有意识到不同逻辑下信息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及其功能，也无法体会到不同性质的信息对不同逻辑下的公民的不同意义，因此没有设置有针对性的制度予以区分。而笼统的公开义务，虽增大了那些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获取信息的机会，但却降低了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获取相关信息的公开强度，乃至于发生错位，冲淡了直接利害关系背后的合法性关联，使得那些关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信息，得以借助《条例》中有关例外事项不公开的制度管道从容规避。当下土地规划开发项目中关涉公民利益的信息公开不足，很大程度上正是利用此种混淆获得极大的义务豁免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