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世俗生活”？当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谈论“世俗生活”时，它是指充盈着世情、人情、风俗、习性的日常生活。当作家将世俗生活或世俗经验审美化后，文学作品便呈现出一种“世俗性”。阿城在为中国古典小说溯源时说：“明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黄金时代，我们现在读的大部头古典小说，多是明代产生的，《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封神演义》、‘三言’、‘二拍’拟话本等等，无一不是描写世俗的小说，而且明明白白是要世俗之人来读的。”①在分析了《金瓶梅词话》中的世俗性之后，他甚至假设“《金瓶梅词话》应该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如果不是满人入关后的清教意识与文字制度，由晚明小说直接一路发展下来，本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大概会是另外的提法”。②简言之，在阿城看来，世俗性不仅仅是作家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转化，更是文学审美性的重要指标之一。当下，随着文学逐渐从功利性的意识形态诉求中松绑，小说对世俗生活的描摹，对世俗经验的书写也越来越受到作家和批评家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小说世俗性的呈现可以被视为古典小说精神的延续，也可以被视为小说生态正常化的一种表现。 器物、人情和地理空间是文学书写中世俗生活的重要载体，“物”的丰饶或匮乏展现的是世俗生活的表象，“情”的放任或收束显现的是世俗生活的肌理，地理空间的交错和移动是上演世俗生活的布景抑或舞台。 “物”是世俗生活的重要载体，物之感、物之理是人们日常谈论的话题。“物”同时也是文本不可或缺的文学对象，承担着表现生活、塑造人物的自然使命。在表达对于“物”的关注与“崇拜”时，长篇小说《繁花》和《天香》选择了不同的“物”的对象，前者是浸淫在对物质的压抑与渴望中的摩登消费品，后者是氤氲在花香、果香、药香、墨香、书香之中的民间传统工艺品。前者凭借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甚至光怪陆离的表象构成了物质主义的基本表征，并最终将小说中的上海形塑为一个消费与享乐的意义空间。后者则透过精雕细刻、推陈出新的造物过程，让“物之心”自我流露，进而凭借这生命的律动和智性之思造就了以采茶、种植、浚河、婚嫁、礼佛等一系列老上海风俗为背景的民间文化胜境。 《繁花》中的“物”可谓繁复纷杂，所涉之域，琳琅满目，无所不包。六谷粉、煤球炉、就餐券、电影票、古代小说、进口唱片、万国邮票、钢琴吊灯、老屋木器……重重叠叠，堆将起来，于《繁花》中拼接出一个崇尚物质、多姿多彩的市民生活图景。随着时代的更迭，“繁花”系列之展品也不断翻新。常熟徐府，一幢三进江南老宅里，既有长几、八仙桌、官窑大瓶、中堂对联，又有沙发、浴缸、斯诺克、乒乓台，还有美人榻、老电扇、月份牌……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物”并置在同一空间中，在小说作者不厌其烦的铺排和罗列中，不仅显现出让人侧目、更令人炫目的“物”的质感，更展露出独属于上海这一十里洋场的“文明”与“现代”气息。 《天香》同样表达出对“物”的深刻的着迷。不过王安忆笔下之“物”更多地指向石塑漆器、蚕桑绣品、琴棋书画这些渗透着中国文化审美传统的“物”，而故事的讲述也是围绕晚明时期民间艺人在造园雕木、制墨裱画、织锦刺绣的过程中渐次展开。故事开启，一系列于《繁花》中本可明码标价、交由市场流通的手工制品、生活用品全都退却了冷冰冰、硬邦邦的“物质性”和“实用性”，在《天香》中呈现出一种高于“物”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造园砌石、制墨织画之于《天香》里的主人公们已非单纯意义上的谋生媒介，这些园林山石、墨砚织线、书画绸缎已然具备了灵魂，内化为园中人自我生活的一部分。经章师傅一双妙手的反复抚摩、日夜打磨，天香园里的石雕“动静起伏”，“气息踊动”，具有了萦绕在物质之上的人的呼吸与温度；一方好墨不仅写就天下文章，柯海费心制墨，除了兴趣使然，更有一番儿女情怀寄寓其中……应着生动的人气，应着静默的陪伴，《天香》铺叙开的是人与“物”，人性与物性相知相守的故事。虽然“柯海墨”因为柯海的意兴阑珊不了了之，“天香园绣”却在小绸、闵、希昭、惠兰的手中发扬光大，应和了书中所谓“天工造物，周而复始，今就是古，古就是今”③的器物哲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天香》赋予了“物”以一种超越了简单物性的神性思维和创造力，彰显了小说作者之于物表、物本、物之创造行为的独特认知和美好想象。换言之，如果说《繁花》展现的是“物”的盛筵，那么《天香》投射出的则是对“物”的眷恋；《繁花》中的“物”是时间流逝中默然的空间存在，《天香》中的“物”则浸透着造物人的体温和情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情”不仅仅是个体内心情感的描摹或表达，也是参与定义/再定义，生产/再生产个体与社会的形式实践。或者说，言说情感不光关乎情感的纯粹和单一，而且关乎身份认同而某种共同体的建构。 《天香》对男女之“情”轻描淡写，小绸与柯海、镇海媳妇与镇海、希昭与阿潜之间也只限于诗词唱和、笔墨纸谈一类的宾客之礼，鲜有轻薄、淫逸之风溢出；然而在书写闺阁之“情”时却浓墨重彩，充盈着饱满的细节和细腻的心理描摹。这体现出王安忆特定的关注角度和审美倾向。《天香》将笔墨聚焦于天香园里的女人们，小绸、镇海媳妇、闵女儿、希昭、蕙兰……她们彼此之间或是妯娌、或是妻妾、或是婆媳、或是母女、婶姪。文本中希昭曾说：“男人们的朋友都是自己选下的，可说千里挑一，万里挑一，不像妇道人家，所遇所见都是家中人，最远也不过是亲戚，在一起是出于不得已；在家中又不过是些茶余饭后，针头线脑，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故”，④因此她并不相信女人之间能够“危难之际见人心”，或是“剖腹明志”，然而王安忆确乎是决计要在这些“茶余饭后”，“针头线脑”中铺排出女儿之间的惺惺相惜和肝胆相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