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涅槃》在民国选本和共和国选本中的沉浮

      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6)07-0106-09

      《凤凰涅槃》最初发表在1920年1月30日至31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后收入诗集《女神》。现在的史家和新诗读者在谈及《女神》或者郭沫若的新诗时，自然会把目光落在《凤凰涅槃》上，将其视为百年新诗的“经典”之作，甚至将其视为“五四”时代的精神象征。那么，《凤凰涅槃》的“经典”地位在何时开始确立的，是否在问世之后就受到读者的追捧而一路走红；《凤凰涅槃》又为何能在众多的郭诗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郭沫若最重要的代表作。为了探寻出《凤凰涅槃》走向“经典”的奥秘，我们通过大量的选本统计和史料搜集发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凤凰涅槃》在民国时期处于被冷落的“缺席”状态，并没有出现在任何诗歌选本中，直到1950年代以后才被选家看中，开始走进广大读者的阅读视野，随后逐步受到热捧。在新诗接受史上，《凤凰涅槃》这种命运突变的现象可谓十分独特。在《凤凰涅槃》的经典化过程中，诗歌以外的非文学因素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招来了对《凤凰涅槃》“经典”身份的质疑。本文将从选本的维度对《凤凰涅槃》的传播进行历时性考察，通过统计不同历史时期的诗歌选本对《凤凰涅槃》以及郭沫若其他诗作的收录情况，以数据分析呈现《凤凰涅槃》走向“经典”的历史脉络，探寻其背后隐含的成因，也为重新审视新诗中的“经典”作品提供有益的启发与思考。

      本文采用实证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1920年新诗社编辑部出版的《新诗集(第一编)》为始，对近百年来出版的191个文学选本收录郭沫若《凤凰涅槃》及其他新诗的情况进行数据统计与学理分析。

      

      

      表一显示，在1920-1970年代选本中，郭沫若的地位十分显著。在表一所列出的50种选本里，郭沫若仅缺席4个，即《文艺园地》(柳亚子编)、《现代中国诗选》(孙望、常任侠编)、《战前中国新诗选》(孙望)和《诗歌选》(王者)，说明郭沫若确立了在中国诗坛上的重要地位。从《凤凰涅槃》的接受情况而言，在以1949年为节点的前后两个时期里，《凤凰涅槃》在选本中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传播命运。在1920-1940年代，选录郭沫若新诗的25个选本，无一例外地把《凤凰涅槃》排除在外，使这首长诗成为选家一致的“弃儿”。《凤凰涅槃》在选本中“缺席”，也就失去了成为新诗“经典”的可能性，同时也面临着被时代和历史淘汰的危机。那么，为什么众多选家无视《凤凰涅槃》的存在，使其在新诗发展的三十年里竟出现一段漫长的空白期，是哪些原因造成了这一现象？它的缺席本身意味着什么？

      第一，选本遴选标准不统一，直接造成了《凤凰涅槃》的“落选”。各个时期的诗歌选本，在编选时出于不同的目的，其编选方式和标准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有的选本分类遴选，《新诗集(第一编)》、《分类白话诗选》急着向世人展示早期新诗所取得的成绩，按照内容把诗歌分为“写景”、“写实”、“写情”、“写意”进行分类编排，其目的在于“把白话诗的声浪竭力的提高来，竭力的推广来”。①《凤凰涅槃》从表现内容上看，难以归入上述四类之中，无法入选；有的选本偏向于审美抒情的选编标准，如《恋歌》(丁丁、曹雪松编)、《抒情诗》(朱剑芒、陈霭麓编)等，《凤凰涅槃》既非恋歌，又不是倾吐大时代背景下个人的感伤，与编者着眼于个体情感抒发的标准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也难以入选；有的选本本身就诞生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所选的作品自然要反映当时的时代主题，《抗战颂》(唐琼编)、《战时诗歌选》(冯玉祥等著)、《抗战诗选》(金重子编)、《战事诗歌》(钱城编)所选的郭诗都是写于抗战时期的急就章，反映抗战生活和高扬全民族抗战热情的作品，而彰显“五四”精神的《凤凰涅槃》自然不会入选。

      第二，受中国古典抒情写意传统影响，选本在取舍上还要考虑诗歌体裁和篇幅长短等诸多问题。与西方诗歌相比，中国古典诗歌偏重抒情写意，并以短小精悍为重要审美标准，没能产生古希腊那种长篇叙事史诗，主要是源于这种传统的诗学观念。一些编者囿于传统认知和惯性思维，在选择篇目时便把篇幅较长、长于叙事的作品排斥在外。卢冀野在《时代新声》的序言中明确表示：“论其内容，予所收者，无一不具充满的实质，抒情诗最多……论其外形，予所录者，无一不具审美之辞藻，调和之音节，大都蜕化而成。”②在内容和形式上，选本收录的诗作要符合优美的辞藻、和谐的音调等固有的抒情传统，而《凤凰涅槃》尽管有着浪漫的抒情，但在编者看来，其诗中过多的叙事成分和对话形式，加上融进较多的神话传说，应该归为诗剧的行列里。孙俍工在《最近的中国诗歌》中便把《凤凰涅槃》作为“剧诗”加以介绍，并认为“是一种兼叙事诗与抒情诗两面的主客观诗。”③基于这种观念的认识，选家更钟情于郭诗中那些辞藻精美，意象奇警，具有唯美情调的作品，如《夜步十里松原》、《新月与白云》等，而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显得较为独特又难以简单归类的《凤凰涅槃》免不了处于尴尬的境地。

      第三，编选者的个人性格和视角眼光影响其取舍，致使《凤凰涅槃》落选。鲁迅说过：“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④选本的编辑整理过程本身就是极具个人化色彩的文学活动，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选家的个人眼光、审美取向甚至性格特点都对选本的编选产生一定的影响。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朱自清编)是一部着意钩沉新诗历史的诗选，出于此目的考虑，朱自清希望全方位、多层面地选择诗歌，向读者全面介绍新诗人，给予读者选择和阅读阐释的自由空间。尽管如此，朱自清还是无法真正做到全面再现新诗客观发展，他坦言“大系”所收录的“只是就所能见到的凭主观去取。这其间自然免不了偏见，但总盼望取的是那些影响较广或者情境较新的。”⑤《凤凰涅槃》无论在影响上还是诗的情境上都应该符合朱自清的选编标准，但却偏偏没被收录，这其中的原因或许与朱自清的审美取向和个人性格有关。虽然朱自清在《导言》中对郭诗溢美有加，但在选择篇目和数量上还是有所偏好。郭诗入选“大系”25首，数量上低于闻一多(29首)和徐志摩(26首)，排在第三位。此外，“大系”遗漏的郭诗不仅有《凤凰涅槃》，还有同具狂放风格的《天狗》、《立在地球上放号》，这说明编选者的审美取向更趋同于“新月派”对艺术的节制，而非郭诗天马行空般的自由与豪放，这种审美判断也更符合朱自清本人温柔敦厚、儒雅高狷的学者品性。至于后来的《现代诗钞》对《凤凰涅槃》的轻视，更是编者闻一多带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的使然。闻一多曾批评郭诗有过于欧化的缺点，正是针对过于散漫的形式和缺少诗韵的自由体诗，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新格律主张。受限于人情影响，对于私交较好的诗人自然有所偏重，《现代诗钞》收入新月派诗人的新诗所占比例较大，却只选了郭沫若6首诗作，在数量上远低于其他知名的诗人，这与郭沫若在诗坛的地位极不匹配。郭沫若在闻一多眼中的“降格”直接反映在其篇目的选择上，《凤凰涅槃》也自然因形式散漫、缺乏节制等缺陷而被挡在选本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