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怀旧”说起 过去之于当下，种种意义，不言则不明，遗忘的惯性，加速晦暗的蔓延。春风之下，万物生长，有关荒芜的体验与记忆，随之恍惚，都在意无意间。“那么还要追忆么，在这无情的时代，在这干旱的旧日营盘？”①张承志的反问，实是蔑视怀旧病，之所以是病，在于发热发狂，黑白颠倒，旧日中实际的衰败，经“青春无悔”、“劫后侥幸”的笔墨，也升华为新生活到来前必然的阵痛，而是非曲直，久久搁置。各路前辈们，先是纷纷回忆八十年代②，继而争取七十年代的产权③，有得有失，生活史的细节，心史的曲幽，个体记忆丰富起来，也难免有后知后觉被虚构成早慧的痛楚。这状况及其历史性的缺憾，已是常识，但似乎不是后来者必须遵守的公约。更年轻的一代，已开始为1990年代提供各种文类的记忆，或许是由于这国度多年“灾变”在他们的童年期终将暂时减速，抑或是日常的连续性开始得到可贵的保证，因此，仅就文学书写，更年轻的一代，熟练操持“个体历史化”的方法论，对庞大事物保持审慎距离的，又在过于精致的时刻，显出千篇一律的疲态，开始为某些可复制的美学风尚所困。这亦是平安旧战场上的老问题，注定只有少数杰出者能够从中跌跌撞撞地突围，试图幸存，成为见证者。曾经拥有，只是基本前提，年过而立，继之不惑，重要的，是以哪一种意志进行书写，并能真正扩宽“怀旧”的意义边界。毕竟，在我们的时代，各个意义上的“过去”，太过重要，又太缺失，很多令人忧虑的喧哗，正源自暧昧地谈论“过去”。1990年代之于治文学者，重要性所在，是已到必须“走异路，逃异地”④的时段，对此，诗人钟鸣因痛切而又精辟地总结：“我个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新诗运动，从1915年的《新青年》，从胡适1920年的《尝试集》到1989年，是真正的一个回合，我周围有许多诗人不同程度地被灼过，触动过，为‘知己者’死也死过，都曾像高尚的兰波一样开始都把‘美’抱在膝盖上，然而，真相越多，悻悻然就越烈，或羞愧地投去一瞥，哀怨的、革命的，爱恨交加，折射出与众不同的时间之光——甚至也都不一定凝眸小觑……传统先天性地被破坏掉了，只能是一种心愿。要论诗歌的进步，除了‘词’的胜利，就人性方面，我看似非常晦暗的，犹如骨鲠在喉。”⑤ 新近，与记忆中的90年代相关的个人努力，有勇者之悲壮，是说康赫的长篇小说《人类学》。小说家重建千余页的记忆遗址，末了，主人公麦弓决意离开他为圆明园与北京大学(在小说中被刻意地以错位法则命名为“燕大”，正如著名诗人北岛也被称为“悲岛”)合抱的住处：“麦弓跨上自行车，从耳房飞快冲到温城佬家门口，灵巧地左拐，到了江西老表门前，紧接着一个右拐冲到了门槛前，身体稍稍后仰，提起前轮，越过门槛前的水泥疙瘩，立刻俯下身去，让脑袋顺利掠过门楣，腾起屁股，双脚踏紧脚蹬用力一蹬……看看最快速度骑到清河要多久，呜——顺坡而下西下坡，往圆明园方向飞奔而去。”⑥麦弓主动的加速度，在消费主义的逻辑看来，已然落伍，它试图更快些，却没有散步优雅，没有慢跑健康，而它又是迟缓的，显然比跑车与高铁慢。从这个意义来讲，当康赫用百万字将麦弓与北京城一起从上世纪90年代打捞出来，完成记录的同时，也以背向时间的方式与哀悼者的姿势，作告别与纪念。圆明园艺术家聚居地所表征的美学理想主义，以及“燕大”所指代的现代知识生产体系，对二者，康赫亲身体验，保持警惕，并借人物进行象征式的疏离，而本文将要论述的诗人姜涛，缠绕他写作史的最初时空，便是康赫小说中的环境与气氛，从清华到北大，姜涛或许不止一次，曾与麦弓得以成型的各个肉身打过照面。亦如小说家笔下也有很多青年诗人的传说，秘而不宣，等待亲历者阅读时的会心一笑与五味杂陈。 做完如上交代，论诗之初选定《毕业歌》⑦，便是必要的。“毕业”的特殊，在于它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书写这时刻，是在评断即将过去的日子，由此，诗人将“怀旧”作为一种问题来看待：“怀旧即是走到原来的位置，脚跟并拢在微风中感受增大的要为像麦浪起伏在时光中……”诗行间，逡巡于各种毕业期场景的目光，不含踌躇的感伤，置身其中又刻意疏远、游离的状态，透露出对意义的焦虑。已过去的，终归谈不上多么完善，甚至令人丧气。例如，对论文答辩这一学院生活的重要结点，诗人展示的，却是表情充沛、动作丰富的滑稽剧：“历史需要噱头，正如革命需要流线型发式，旁听的女同窗粉颈低垂，若有所思，她邻座的稻草人却已哈欠连天……当众人轻拍掌心以示首肯，唯有那只鼓吹过新思潮的笔，还在衣襟上汹涌向前、欲罢不能……”组成这幕知识生活场景的人们，似乎从未真正述说与倾听，他们各自独白，而他们的独白，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也像是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知识殿堂的檀木结构，似已被空虚的、无聊的白蚁群所腐蚀，徒剩金玉其外，大学作为现代城市社会中重要公共空间的崇高性，因被质疑而可疑。即将到来的，根据已有参照，同样不尽如人意：“后来有人如愿以偿作了医生，在菊花怒放的季节用一张处方换来了艳情，有人违法乱纪，因殴伤饭店经理蒋门神，至今还在‘小西关’的高墙下服刑，有人已远走高飞，用两支波音翅膀和更多件衬衫告别了雀斑、酒瓶、脏兮兮的单身宿舍，和北国腰肢柔韧的炊烟，回首往事，旧日的伙伴大都音讯杳然，一蹶不振的故乡拿不出新的花样……”时间的消逝之手，剥着生活的洋葱，核心秘密在被迫的泪流间，终究为“零”。象牙塔外，“广阔世界”也难以保证做出选择后生活能有多丰富，如《机关报》一诗，借工作空间的展开，暗示了知识者的可能出路，无非是创造性被抑制的平庸日常，全诗反讽语气中，有叹息在回旋：创造性则意味改变，在缺少流动性的社会机制中，改变则意味破坏。告别时刻的“怀旧”，因没有“去历史化”，便也去除了暖色的、温存的光晕，可能的晦暗，已有的缺憾，诗人对这二者的意识，促使“怀旧”成为当年歧路人试图理解生活的契机，他出于不解而惶惑，出于初解而忧愤。 写于1997年的《毕业歌》，是生活史的一次记录，它已预示出诗人日后写作中常见的手法，如以戏剧化的结构能力准确地提取场景，如游走于对外部世界的尖锐反讽与对个人生活的往复掂量，这些暂且不表，本文想强调的，是诗中的主体始终处于一种不能独善其身的位置：试图用语言对“变化”进行定位、定性，使之凝固为可把握的“不变”，或于“变化”中寻求某些“不变”的常量，却又无法保证自身不被裹挟其中。这一种主体位置的实感，可用逝者马雁在《北京城》中的诗句概括：“热衷于责任而毫无办法。”⑧由此而来的挫败感，盖住了诗人有“怀旧”因素的作品，如《鸟经》：“记下的心事，有时也留在了床上，这都是往事了，不提了——多希望你能飞过墙来再看看我，现在的我，看看我的新居和新娘，但什么星移斗转，人海沧桑的，其实，什么都没变，一山一石，我还是住在过去的沙盘里……”秦晓宇曾对这诗有妙论：“像李商隐写给女道士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那般暧昧且深情。情爱的聚散也引发了他对时光的怅惘……他写《鸟经》，也是‘望帝春心托杜鹃’吧……”⑨类似的书写，往往感发于“风景异幻，人事难料”(姜涛《流金岁月》一诗中的句子)，世事的无常，使诗句与诗句之间的时间感加速，也就是说，某一句触及的“变化”，迅速地被下文中实际的“不变”所截击；反过来，关乎世道人心的“变化”，又为很多基本面的“不变”所反扑。《固执己见》有一句：“新开发的山谷总会旧了、埋没了，新交的女友也会包容起三餐，变丑……”“变化”，是由新意转向陈旧，它的结果是“不变”，意识到这看似逻辑游戏下的悲凉事实，诗人便也在“怀旧”的同时免疫了“怀旧病”。“怀旧病”患者总是感伤地偏执于某些因常识、惯性与盲视而意义胶着的事物，而诗人的选择是观察事物之意义在进入具体情境时的跌宕起伏。心境投射出曲折的句法，结构上便呈现为连接词(如“而”或“但”)对诗意的推进，如“本来，计划妥当，在分叉的经济中，抽出一根枯枝，抽打这个下午暴露的臀部，但你说，要向生活的强者看齐”(《家庭计划》)；如“F16低低飞过了浅海，亮出肋下瘦长的导弹。我本以为它会在某朵云的胸衣上，停留片刻拖延一下本地的奇观，但相机吞下的还是旧店铺和一排叉烧林”(《花莲》)；如“阳光正好，树叶正红，一行人故地重游，提包里掖好，马蹄和换洗的内衣裤，而北风也前来凑趣，一五一十供认参与了十年前的残忍。但变化还是带来惊讶：操场挖成了深坑，游泳馆也翘起水泥臀尖”(《缺根弦儿》)；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