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部文学史与两个汉学家 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年轻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71年又出版了增订本。1979年，中译本分别被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和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该书虽未在大陆正式出版，通过各种渠道，仍旧对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冲击性影响。①书中沈从文的篇幅与鲁迅基本持平，分量甚至超过了鲁迅。沈从文被称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②这“不单止建立在他的批评文字和讽刺作品上，也不是因为他提倡淳朴的英雄式生活的缘故”，还包括“忠于艺术的精神”，③作者对作家作品出乎天然的生命形式极力推崇赞美。他还强调，在特殊时期“只剩下了沈从文一人卓然而立，代表着艺术良心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④如此重要的作家建国后的“缄默”令人倍感痛惜，因此在“拨乱反正”浪潮中，重新给予其文学史的正确评价，自然顺理成章。 与《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版出版前后，年轻的金介甫开始了对沈从文的研究，并于1977年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沈从文在给沈虎雏的信中说：“美国哈佛大学，还有个金介甫先生，为研究我作品，得了个文学博士，论文约五六百页”，但又抱怨道，国内“是永远不会有什么人，还能把我作品那么认真集中，如日本人或美国人那么认真不苟，又能客观作出正确公平估价的”。⑤1977年8月28日，金介甫刚获得博士学位，就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认为“喜欢世界文学的很多美国人都佩服您”，“先生的代表作品是世界上好多文学者永远要看，而且要给自己的子女看的”。⑥1980年6、7月份，金介甫来华对沈从文做时间的拜会与采访。同年沈从文赴美讲学期间，金介甫几乎是全程陪同沈从文，积极向美国同行宣传他。1982年，“金介甫联合在美的华人学者夏志清、许芥昱和德国的汉学家马汉茂等向瑞典皇家学院提名沈从文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⑦这直接促成了马悦然在1983年正式提名沈从文参选诺贝尔文学奖。此后，又出版了《沈从文传》等一系列研究专著，持续加热异邦的“沈从文热”。 在夏志清和金介甫外，不能不提另一个汉学家(沈从文连襟、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早在1978年8月至10月间，傅汉思以美国汉代研究考察团副团长的身份携张充和访华。他十分倾心沈从文的文物研究，直接促成了后者1980年的访美。1980年“3月下旬，倪密、高辛勇、余英时、傅汉思四人联名邀请沈从文9月到美国访问”。⑧更多人的参与进一步掀起了80年代的“沈从文热”。⑨ 在异邦新声的刺激下，内地学者们带着“抢救文物”的心态迅速跟进，一些报刊和出版社也开始接触沈从文，准备再版其作品。但在沈从文看来，“我总以为在国外情形，与其说是对个人表示欢迎热情，其实不如说是对中国表示好感为合理，因为在任何情形下，我总还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如此表态，“实因为明白社会‘外松内紧’，我生活和外界近于隔绝状态已多年，稍不小心即容易出差错，也即‘防不胜防’。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近30年来从不和人争名位权利，只沉沉默默活下来”。⑩在1980年访问美国的演讲中，沈从文再次对异域的想象进行了澄清： 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在近30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11) 二、一次文代会与六次亮相 面对异邦的种种猜测，沈从文表示，“可信亦不必全信。总之，此事即真，对我并不利。正如国外情形，我受称赞，易成官方文学上宣传失败印象”。(12)然而这种担心很快就打消了，因为在这封信之后不到一个月，沈从文就以政协委员的身份，被邀请参加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979年6月15日，沈从文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并提交了两份提案，一个是关于“特种手工艺美术品生产改进提高”的，一个是“关于文物工作，必须加强联系，加强研究，提高运用，才可望取得应有进展”(13)的。这算是沈从文在“文革”后的第一次正式亮相。事实上，1978年3月，沈从文调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同年4月从副研究员晋升研究员。为方便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工作，社科院特地从1978年10月6日起，在北京西郊友谊宾馆租用两个大套间做临时工作室。沈氏说：“国内教《现代文学》的，尽管还在盲目骂我，上面对我作品似已有了较新的指示，且闻把调查工作分成两组，一刊物，二作家与作品。”(14)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在出席文代会的大名单中，虽然沈从文在中直系统的170人里位列最后一位，(15)但在一封致沈虎雏的信中，沈从文说：“10月将开文代会，北京出席的分配80来人，因多争持，后来决定试一回真正民主投票，投票结果80来名额中，有大半是廿年前所谓‘右派’当选，事实上也反映这一回冤案，加一回表示，艾青居第一位，我在第四。”(16)按当时一篇散记的报道，作家们在文代会上都感到“听到了党的召唤，听到了进军的号角，听到了同志们跑步前进的脚步声”。(17)但对沈从文来说，似乎没有如此美妙——“第四次文代会上的沈从文可谓如履薄冰，对于涉及自身的言论，关切而紧张。他实在害怕旁人在大会上的不当之举，又招致其大难临头。”(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