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提出学界对1980年代“新启蒙”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精英启蒙”，而对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期广泛存在于政治、社会、文学等领域中的“公众启蒙”关注不够。①限于论题，拙文仅仅提出问题而未能仔细分析这一时期“公众启蒙”的个案。本文以当时的重要同人刊物《今天》的一位热心读者为例，通过分析他在1979-1981年间写给《今天》编辑部的信件以及他自己编印的刊物《春声》，尝试呈现一位普通的文学青年如何参与了当时的“公众启蒙”，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他如何进行自我启蒙；无论是本文即将使用的读者资料，还是从文学青年的视角对这一时段展开的讨论，对理解从“文革”到“改革”转折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态都有参考价值。 一 “审查”与“赠给”：社会环境与文学观念的错动 现存于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今天》暨中国当代诗歌资料特藏”的读者来信有1000多封，各类订户信息600多条。蔡振华是其中的一位长期订户，订户号是183号。选择他作为分析的对象，是因为他给《今天》的6次来信(从1979年4月到1981年3月)，而这一时期正是从“文革”到“改革”的关键时段，加之蔡振华对当时的文坛变化较为敏感，他的信件对研究《今天》富有文献价值。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读到一位文学青年对这一关键时段社会语境的感知、文艺风尚的反应及他心目中的同人刊物的形象。需要说明的是，以下借助蔡振华来信和他所编刊物描述的并非这位文学青年全部的人生际遇，而是他以信件和刊物的方式与当代文学史产生关联的部分，以及由于这种关联得以呈现的一位普通读者的文学观念、写作水平、文化素养、期待视野和阅读方法等等。 蔡振华当时的身份是现役军人，系解放军驻京某部电影组的放映员，部队驻地为远郊密云县(后换防到朝阳区)。因为工作关系，他有很多进城的机会，有时是去城区开会，有时到其他区县放映。他第一次看到的《今天》即是他进城时在城区某处墙壁上看到的。张贴是《今天》最初的“出版”方式，地点包括“西单民主墙”、王府井及一些文化机关、大学、杂志社等处。从蔡振华第一次写信给《今天》编辑部的时间(1979年4月1日)推测，他挤在人群中读到的是《今天》第二期。该期刊物于2月26日出版，是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手刻蜡版手工油印的，蔡振华看到时已经在墙壁上张贴了月余。在这之前，《今天》在刊物上正式公开了固定的编辑部联系地址。蔡振华回到驻地后随即写信给编辑部，求购《今天》的任何一期，并随信附上一元钱。 蔡振华写给《今天》的全部六封信件，字迹都很工整，是一种手写的宋体字。《今天》的编辑对蔡振华的字迹印象很深：“那一封封来信工整规范的字体或许是职业习惯使然，但在字里行间所呈现出对文学艺术的热忱和诚挚，是我们感受至深的。”②有趣的是蔡振华第一封信使用的纸张：一张红方格的稿纸，右下角有“铁道兵报社”的标识，其中“铁道兵”三个字是毛泽东的手迹(该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党委机关报)；左上角起首处上方印了一行字——“赠给积极写稿的同志”，用的是较为圆润的楷体，显得友好而活泼，和文字的口吻很匹配；左下角用的是非常规整严肃的宋体，印的内容是“请将稿件送领导审查，并写明作者单位、职务、姓名和发稿日期”。这份精心设计的公用稿纸透露出当时军队体制内部的某些话语关系：首先是明确显示审查者和审查制度的存在，这是对写稿的人的一个提醒——写明作者信息就意味着对责任的确认，以及如若出现问题之后必定会出现的追责；同时又有对“积极”写稿者的鼓励，即通过“赠给”他们带有专用标识的稿纸来促发其投写稿件的热情，只是这种被鼓励的表达应该有自觉的控制，即自我审查。看似矛盾的稿纸设计似可被看成言论表达夹在冷冰冰的警示和友好的荣誉之间的真实处境。作为言论表达之一种的文学写作，以及爱好写作的普通士兵蔡振华，正身处这样的语境之中。他能使用这样的稿纸，或许是因为他有给这份部队机关报投稿的经历，说不定他还曾在上面发表过新闻或文学稿件，是这份报纸的基层通讯员。这些经历让他有感受写作环境的机会——尽管略显特殊(在军队里)，特别是他对被“审查”和被“赠给”之间的界限应该有所了解。 不过，这位“普通的战士”(蔡振华在写给《今天》的第一封信中的自称)对《今天》表现出的热情和大多数的普通读者并无二致，甚至还显得格外热情些。他在第一封信中就对这家自己尚不明就里的同人刊物通告了自己的姓名和邮政地址(包括部队番号)，还在信的结尾这样自告奋勇：“由于我搞的是放映工作，常油印材料之类的东西，所以很愿意为贵刊尽点力量，如支持纸张，甚至帮你们刻部分作品(我的工作不紧，纸张可以筹办，能帮印，按交代办妥)，如果你们需要的话，请告联系办法。当然，理解处境，并不勉强。随信附一页我油印的材料。”③对刚刚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来说，蔡振华这些丝毫没有戒心的话除了深切的信任，还可以看出，在他的眼里，他与《今天》的联系——书信往还和订阅不一定会带来政治上的压力。这可能代表了“西单民主墙”存在时期一位文学青年对同人刊物与政治风向关系的判断，虽然蔡振华在信中也提到《今天》并非“正统、合法”的刊物，但他还这样预言：“你们将比正统、合法(虽然是并不一定合理)的编辑更受欢迎，我也很想在你们的影响下作一点尝试。”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