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6)07-0123-08 自从发表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之后，丁玲便取代冰心、庐隐等人而成为当时中国最知名的女性作家。其后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她不仅一步步地跻身中国现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之列，而且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革命文学的代表性符号，和红色经典具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丁玲及其作品红色经典化的过程中，作为左翼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代表的冯雪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冯雪峰长期关注丁玲的创作，他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的观照下，一方面极力否定丁玲早期作品的思想倾向和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识，进而拔高丁玲“左”转后的创作成就。同时他也以盛行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来规范乃至训诫丁玲的创作，把丁玲的创作完全纳入左翼文学的场域。除此之外，冯雪峰还高度关注丁玲作品中的革命现实主义问题，后来更是把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视为社会主义文学的标杆。在冯雪峰的权威诠释下，丁玲及其作品红色经典的特征和价值不断被凸显出来，成为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丁玲早期是以成功塑造新女性的形象而蜚声文坛的，钱杏邨曾称丁玲“最擅长表现所谓‘Modern Girl’的姿态，而在描写的技术方面又是最发展的女性作家”。①这些新女性多半是受到五四思想影响的知识女性，她们对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有着强烈的反叛精神，追求灵肉一致的爱情生活。很显然，这是和冰心、庐隐等作家笔下很不相同的一群女性。这群新女性的出现对文坛到底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看待她们的人生态度和理想？不同的批评家显然有着不同的回答。 冯雪峰是中国早期最有影响的左翼文学理论家之一，很早就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和介绍工作，显示出自己较为扎实的理论素养。正因为如此，在“创造社”和“太阳社”发起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论争中，他能够保持较为理性和科学的态度。例如在如何看待“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冯雪峰明确反对“太阳社”、“创造社”以阶级出身、阶级意识来划分阵营、进而否定鲁迅等五四知识分子作用的极端观点。他不遗余力为这些知识分子辩护，肯定他们曾经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对于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常常流露出的人道主义思想，冯雪峰也十分宽容：“革命在它的手段上，因为必要，抛弃了人道主义；但是在理想上，革命是无论如何都不肯抛弃彻底的人道主义的。”②为此，他特别强调革命阵营要去团结一切反封建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同盟军。应该说，这些观点的提出是十分宝贵的，有着很紧迫的现实意义，这是他的理论视野和见地高人一等的地方。 然而此时的冯雪峰并非是一个十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他虽然一方面挣脱了某些“左”倾教条的束缚，坚持从中国社会现实自身的特点出发，力图靠近真实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但由于主客观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他对“左”倾错误文学理论和观念的抵制是不彻底的，而且在很多时候迎合甚至发挥了“左”倾机械唯物论的观念。例如，他在总的倾向性问题上主张对“五四”知识分子采取团结的态度，但在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时，却又往往把正确的主张拋在脑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激进和偏颇。冯雪峰对丁玲早期作品的评价就十分典型地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在早期左翼文学批评中很有代表性。在他看来，唯有对作者笔下的知识女性全盘否定，对作者创作倾向全面清算，才能使作者和过去的自我彻底决裂，一步步走向红色文艺的通途，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 冯雪峰虽然没有专门撰文评价丁玲早期的创作，但他在对丁玲《水》的评价以及后来为《丁玲文集》所写的后记中，却都涉及到丁玲早期作品的论述。在1932年所写的《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一文中，冯雪峰采用的方法就是把丁玲前期的作品和《水》来进行对照，以否定丁玲早期的作品来达到肯定《水》的目的，进而肯定丁玲的红色转向。在这种意图的左右下，丁玲早期的作品乃至作家本人都遭到了冯雪峰十分严厉的清算。冯雪峰指责说：“丁玲在写《梦珂》，写《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写《阿毛姑娘》的时期，谁都明白她乃是在思想上领有着坏的倾向的作家，那倾向的本质，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lumkn)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她是和她差不多同阶级出身(她自己是破产的地主阶级官绅阶级出身，‘新潮流’所产生的新人——曾配当‘忏悔的贵族’)的知识分子的一典型。”③可以看出，冯雪峰对于丁玲转向之前的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所持极端不信任的态度，否定了他们身上的任何积极意义，他把审查作家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作为首要任务，这与“太阳社”、“创造社”的观点如出一辙。“创造社”和“太阳社”曾经受到日本福本和夫“左”倾观点的影响，福本和夫虽然也承认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却又同时拔高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让他们具有无产阶级的觉悟，进而洗刷掉他们曾经的负罪感。而判断一个作家是否属于革命阵营的标准就是看他们是否与自身的阶级决裂，是否具有纯洁的革命意识，凡是具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都被排除在革命阵营之外。李初梨曾经说：“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查他的动机。看他是‘为文学而革命’，还是‘为革命而文学’。”④显然，这种片面强调作家纯洁革命动机的做法必然导致文学上的关门主义，鲁迅曾写文章批评过这种“不革命便是反革命”的思维方式。事实上，在现实中人们的所谓思想意识是十分复杂的，并非完全由所谓的阶级出身所决定。而冯雪峰当年在为鲁迅辩护时恰恰肯定了这类知识分子在反封建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只要中国反封建阶段的任务没有完成，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没有消失。他说：“知识阶级底起点是所谓‘五四运动’……到了‘五四’运动的时期，国民解放运动积极地开始进行着与封建势力的必要的斗争。从这时期以后，中国国民可以说是全体生活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⑤冯雪峰在这里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作了符合实际的判断。然而，在面对丁玲这样一个经历“五四”时代、但出身于所谓地主官绅阶层的知识分子时，他不仅没有看到其在新文学中起到的正面作用，反而动辄指责其思想意识的堕落。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下，冯雪峰对丁玲早期作品几乎全盘否定，认为这些作品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离社会的，绝望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倾向”。⑥冯雪峰的立场比起他四年前写作《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时大大后退了，实际上这种观点倒是很接近他所批评的钱杏邨。钱杏邨曾经把丁玲早期作品表现出来的倾向简单粗暴地归入所谓落后的阶级意识，而这样的意识导致了作品灰色的格调：“作者不曾指出社会何以如此的黑暗，生活何以如此的乏味，以及何以生不如死的基本原理，而说明社会痼疾的起源来。”⑦冯雪峰和钱杏邨这里所秉持的都是严苛审查作家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的态度，批评模式惊人的一致。历史和冯雪峰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