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04 一百年前，《青年杂志》创刊的直接原因虽然是针对袁世凯称帝和其打出“孔教”的文化旗帜，但其思想资源却是西学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的基本口号、概念。回首看百年前《青年杂志》—《新青年》引领的新文化运动，相对而言，民主、科学的成就最小，后起的白话新文学成就最大。具体说来，民主追求宪政、法制、人权、自由、公正等基本的制度性建设；科学要求有稳定、健全的体制，群体间才能达成科学共识，形成科学共同体，进而使个体发挥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展开物化性的创造。经历了16年民国政治动荡之后(称帝、复辟、军阀割据)，因1928年国民党政党政治的实现，具有议会、选举的民主化初级进程遭受扼制，唯有“德先生”瓦解旧的纲常伦理和道德约束后人的个性解放(自由恋爱、自由婚姻)才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个体的公共政治属性从先前的帝制被规约到党制(罗隆基所说的“党天下”)，被训诫到服从；个体的私人爱欲属性从先前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脱出，由自己做主。而后者主体是享受现代教育的知识青年阶层。私人爱欲层面的解放，首先得力于新式学校给予男女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其次是得益于张扬个性解放的白话新文学的启蒙：国语运动启智，新文学运动催情。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文化形态的破与立，都离不开语言这一重要的工具。晚清民初的白话文运动，主要得力于五个方面力量的互动：传教士传经讲道的白话需要、都市市民阶层的萌生、近代印刷技术推动都市报刊出版业的兴盛、科举废止后新式小学教育的普及、民间白话俗文学的暗流涌动。而1917年1月是个节点，即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合流，白话在中国文学的诗歌创作中找到了突破口。中国文学数千年形成的堤坝，因这个口子而溃堤。而开启“这个口子”的胡适，和守护文学传统“堤坝”的梅光迪，都感受到了来自美国“新潮流”的冲击，于是，二者开始了一场变革文学传统与守护文学传统的较量，并引发随后“新青年—新潮派”与“学衡派”的群体对决。 一、面对“新潮流”来势的不同姿态 一个时代新的文学涌动、出现，必有一个先导和代表来引领。 1915年9月17日，梅光迪(觐庄)要往哈佛大学师从文学批评家白璧德深造。临行前，胡适作了一首长诗送给他，其中一句提及“新潮之来不可止”和“文学革命其时矣”：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沈按：手稿原文为“箠”，全集整理时改为“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儗。梅生梅生毋自鄙！① 至1916年7月24日，梅光迪致信胡适，批评他白话文主张是“剽窃”欧美文学的“新潮流”。8月2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主张用白话作诗，友朋中很多反对的。其实人各有志，不必强同。我亦不必因有人反对，遂不主张白话……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②他同时在这一天致信《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与之讨论文学革命之事。而梅光迪在致胡适信中却说： 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有心人须立定脚根[跟]，勿为所摇。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 其所谓“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有何革新之可言？③ 梅光迪列举的“新潮流”是指：文学上的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自由诗；美术上的象征派、立体派、印象派；宗教上的波斯泛神教、基督教科学、震教派、自由思想派、社会革命教会、星期天铁罐派④。 其中文学上的意象主义、自由诗，是梅光迪与胡适讨论文学革命交锋的重点，也是后来最有争议的问题。胡适与梅光迪诸友讨论文学革命的时间，恰是美国“意象派”诗人的文学主张讨论时期。1915年4月，罗厄尔编辑出版了一本《意象主义诗人》。在序言中，她把弗林特的三条规则和庞德的几个“不”改写成六条规则，并被后人视为意象派或印象派诗人的宣言，又称“六戒”： 1.运用日常会话的语言，但要使用精确的词，不是几乎精确的词，更不是仅仅是装饰性的词。 2.创造新的节奏——作为新的情绪的表达——不要去模仿老的节奏，老的节奏只是老的情绪的回响。我们并不坚持认为“自由诗”是写诗的唯一方法。我们把它作为自由的一种原则来奋斗。我们相信，一个诗人的独特性在自由诗中也许会比在传统的形式中常常得到更好的表达，在诗歌中，一种新的节奏意味着一个新的思想。 3.在题材选择上允许绝对的自由…… 4.呈现一个意象(因此我们的名字叫“意象主义”)……我们相信诗歌应该精确地处理个别，而不是含混地处理一般…… 5.写出硬朗、清晰的诗，决不要模糊的或无边无际的诗。 6.最后，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凝练是诗歌的灵魂。⑤ 胡适是在1916年底，通过《纽约时报》的转载而获知这些主张的。他把这“六条规则”剪下贴在12月份的日记上，同时批注说：“此派所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⑥胡适所说的“相似”，是因为他文学革命的“八事”(后来所说的“八不”)主张已经成熟，并已经寄回国内，将在次年1月(1917年1月)《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因此，我曾在以往的胡适研究中指出，这是胡适既把握了中国白话文学的历史发展趋势，又顺应了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美国文学“意象派”的“新潮流”尽管只是诗歌上的“新潮流”，但对急于改革中国文学现状的胡适来说，却有积极的直接启发，使他找到了变革诗歌语言的突破口，进而引发整个文学革命。这也自然成为胡适立足中国文学现实(当时他尤其反对“南社”成员文学复古、拟古的“宗唐”、“宗宋”主张)，借助晚清以来高涨的“白话文运动”的推力，顺势创造性转化“意象派”的主张，使之“聚化成了自己的文学革命理论”⑦。胡适事后说，他这是被梅光迪等“逼上梁山”的。“民主”、“科学”的理念借助“白话文学”的语言载体，得以广泛地传播。后来胡适把这一划时代的文学革命和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也投身新文化阵营。他在1917年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欲昌明本国学术，当从积极着想，不当从消极着想。旁搜博采域外之智识，与本国学术相发明，此所谓积极着想也，抱残守缺，深闭固拒，此所谓消极着想也。”⑧紧接着，由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强力推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新文学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陈独秀以“言志”为本，反“载道”的文学思想革命，将胡适的文体形式改良引向文化变革的前沿，并形成一种具有强大发散力的文化运动。胡适在后来所写的《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一文中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