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考察，已逐渐摆脱了将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分而述之”的框架，更多着眼于整体性的脉络、语境，将新文化运动与晚清以降一系列国内与国际的“危机”及由此产生的“觉悟”联系了起来。一方面，民国初年的政治乱局及“共和”危机，让梁启超、陈独秀等不同代际的知识分子，有了普遍的“伦理的觉悟”，集体转向文化实践，希望以一种文化的方式重建新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一战”的爆发与欧洲一系列革命的发生，也造成“19世纪以上之文明”乃至“20世纪之第15年以上文明”在国人视野中成为了问题。在对强权国家和西方现代性模式的质疑中，社会主义、平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新兴思潮广泛传播，有关“新国家”、“新民族”、“新社会”、“新人格”的构想，也得以在一种新的维度上展开①。由此，一个可以注意的现象是，“社会”作为一个特定的话题领域，勃兴于“五四”前后的言论界。在伦理、文学、家庭、妇女、儿童的讨论之外，劳工、阶级、社会组织、社会改造，逐渐成为当时知识群体关注的热点。1919年11月，郑振铎检讨了当时出现的20余种月刊、旬刊与周刊，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的论调，虽不能一致，却总有一个定向——就是向着平民主义而走。‘劳工神圣’、‘妇女解放’、‘社会改造’的思想，也大家可算得是一致。”②换言之，所谓“文化与政治的变奏”需经过“社会”这一环节才得以落实，要把握新文化运动产生之多重层次与完整结构，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讨论面向③。 当然，有关“社会”的言说并不始于“五四”前后④。在清末维新派人士的笔下，与“社会”或“社会学”相对应的“群”及“群学”，早已是相当核心的一对概念。但“群”与“社会”这两个称谓，在交错之中也包含了内在歧义，比如在康有为、梁启超那里，鼓吹“群学”是为了合群参政，涉及政治整合、政治参与以及政治共同体的范围等重大议题⑤。这与“社会”概念的某种近代理解，比如将社会看成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公共空间”的流行思路，自然有所不同。据学者统计，1903年之后，“社会”逐渐取代“群”成为通行的用法，但不同群体对其内涵的设定仍然存在差异：“革命派”谈及“社会”，意在引入“平等”及“社会主义”的革命诉求；而对于“立宪派”而言，“社会”则与大小纵横的各类“学会”、“商会”及各类社会团体构成的士绅公共空间的扩张有关⑥。“五四”前后，“社会”议题的大面积凸显，一方面发生在清末以来诸多“合群”之说的延长线上，包含了对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缺乏内在组织的痛切感知，另一方面，又连缀了一种崭新的社会重建方案面，即：相对于民国以来的政党政治、议会争议、武人斡旋，某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造、社会组织，被看作是解决中国政治及社会困局的更为有效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方案的“新颖性”不能被低估，因为它恰恰打破了以士绅为主体的政治构图，暗含了对政党、议会、宗族、工商会等既有组织形态的排斥，一代“新青年”自我授权的历史激情也涌动其中。1920年“五四”周年之际，傅斯年比较了“民国的先烈”一代与“我们青年”这一代责任的不同：“那个时候的事业是什么？是革索虏的命。现在的事业是什么？是无中生有的造社会。这两件事的难易可以不假思索而下一判断的。”在既有的国家、地方或士绅网络之外，在“无中生有”中创造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相比于创立民国，在傅斯年的眼里，这一使命的难度和意义都“恐怕要重无数倍吧”⑦。 应当说，“造社会”这一宏大构想的提出，离不开“今日之世界新潮”的激荡，“五四”运动的现实冲击，则构成了更为直接的刺激。具体而言，相比于此前以士绅、军人、会党为主力的“革命”，“五四”更像是一场全民参与的运动，不同的阶层、群体、组织，在一种超越社会壁垒的“共同感受”中，形成了一次短暂的“大联合”。它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社会组织”的大幅度增加，无论在学生界、教育界，还是在工业界、商界，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联合会、协会、研究会，如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曙光社、社会实进社、觉悟社等众多青年小团体、小组织。在一部分“新青年”眼中，“组织的范围愈小愈好，而组织团体愈多愈好”，因为“小团体的大联合”本身就是一种改造社会、乃至改造世界的手段⑧。1919年底，陈独秀发表著名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民治”(英美式的民主)，应以“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为基础，其具体形式就是两种“小组织”：一为地方自治，一为同业联合。这种联合不同于“上面提倡的自治联合”，那种联合即便实现，“也只是被动的官式的假民治”。陈独秀强调：“我们所要的，是底下创造发达起来的，人民自动的真民治。”⑨这篇文章所体现的，只是“五四”之后陈独秀一个阶段的思想⑩，但以“自发”为前提的联合意识，已成为“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潮流的一种底色，“造社会”的蓝图最终要落实在各类小组织、小团体的自发联合之中(11)。 另外，从“五四”学生运动展开的脉络看，“社会的觉悟”还隐含了一种自我“修正”的诉求。简言之，骤起的学生运动，让一代“新青年”走上历史舞台，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感受到自身蕴涵的社会能量，也囫囵吞咽了各种流行的观念，但这场运动也很快伴随了能量衰退、自我空洞化及方向不明的危险。可以观察到的是，自1919年的下半年开始，运动引发的集体兴奋，在某种意义上已然退去，与学生运动相互激荡的新文化运动进入扩张、沉潜的时期，并大致在两个向度上交错开展：一为以平民教育、翻译出版为代表的思想启蒙、传播新知的事业；一为从个体及团体“新生活”实验入手的社会改造尝试，各种“新村”、“工读互助”计划就呈现于这一背景中(12)。这意味着，陈独秀后来曾特别区分的“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在此一阶段曾相互并行、彼此推进地展开着(13)。尤其是“社会运动”的路径，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取向，并不是单纯的“纸上的事业”，能带来某种与现实的“触着”关系，缓解能量发泄之后青年群体的空洞感。同时，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系列的小团体、小组织实践，又非常关注日常生活的改造，关注自我身心的修养、组织生活经验的锤炼。由此形成的全新的自我感受、共同体感受，对于那些被“新文化”召唤出来的，渴望挣脱地域性、家庭性限制的“新青年”来说，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