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语言会议已经形成了一个系列。从复旦的情况来看，对现代文学语言的问题，也是有一个脉络：元宝教授当然一直在关心，我们也有一些其他老师比如袁进、段怀清两位也从不同的角度着手在做。去年袁进教授组织过“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文学”会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涉及到白话文学语言的来源问题，袁老师试图强调现代中国文学的语言转变尤其是文言到白话的变化，从19世纪中期的传教士文化活动那里已然开始。从这次的论文看，时代延展了，论域扩大了，相信一定会更显精彩。 谈到会议的主题，我个人的研究，主要在古典文学方面，对近现代文学仅有片面的兴趣。但我充分了解，文学语言问题无疑是现代中国文学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大而化之地观察，我以为“转型”“混合”和“多元”几点，尤其值得关注。 所谓“转型”，是说中国的文学语言从古典时代的文言转向现代汉语的书写——这个恐怕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此前，新的书写语言样态不是没有类似的前例，比如与近现代的文学语言受翻译影响相类似，中古时期波澜壮阔的佛经翻译，使得中国语言里面形成了与传统文言不太一样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形态，成就了如今的某些语言学家所称的“佛教汉语”——北京大学的朱庆之教授就以此为题编辑了一本专题研究论文集《佛教汉语研究》(2009年)。但是，我想即使“佛教语言”的概念确实成立，它与近现代以来的新的语言形态——白话为主的语言形态是不能相比的；因为“佛教汉语”，历史上基本是在佛教传统内部运用的，当时的文人雅士基本不会用这样一种语言来书写，不管是文学的书写，还是实用的、政治的书写。然而现代就不一样了，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的运用非常广泛，政治、社会、文化、文学各个领域都用一种新的白话语言来表达，这恐怕是空前的。甚至，如果我们相信小说家王小波在《我的师承》里表达的意见，那么现代文学语言最好的锤炼和成形，是在那些翻译家尤其是如穆旦、王道乾等诗人翻译家的手里实现的。王小波说：“回想我年轻时，偷偷地读到过傅雷、汝龙等先生的散文译笔，这些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还是诗人们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剩下的事只是学习，这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作家们为什么现在还爱用劣等的文字来写作，非我所能知道。但若因此忽略前辈翻译家对文学的贡献，又何止是不公道。” 从一种传统的文言书写方式，到了要包容传统的白话、包容西方翻译语言的特征，形成现代的汉语书写语言，这样的一个变化，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谓混合、所谓杂糅。可以说，这种现代文学语言的转型，一开始就是杂糅的，从传统的雅驯文言到包含了传统白话和西方译语因素的现代文学语言。如此“混合”的状态，其实是一种生气勃勃的新文化起来时常能见到的情形。以我所熟悉的佛教史而言，印度佛教兴起，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典雅梵文而混合了俗语成分的“佛教混合梵语”(Buddhist Hybrid Sanskrit)：佛教初兴，主要传教语言是各种俗语，而以典雅的梵文书写经典时，要容纳原来用俗语传播的各种各样讲经传道的语言，便有一个包容异己而自身变异的过程。在我看来，现代中国的文学语言，也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混合形态是就文学语言内部而言的，而就外部呈现而言，则庶几可以“多元”目之，即多种语言样态的并存、交错与互竞。也就是说，它呈现的是一个非常多元的情况。比如文言和白话，从写作实践上来说，很多文人文言和白话兼作，鲁迅写白话诗，旧体诗也写；钱钟书文言写得很纯粹，但用白话写论文就非常白，比一般学者还要白。这个跨度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再比如翻译的句式、翻译的言语和本土中国的语言，至少句型结构之间很多是混合的。然后比如说方言的问题，方言和所谓国语或者说普通话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从会议论文集看，这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最后，我还想提一下现代作家中的双语写作甚至多语写作，像林语堂、老舍。上世纪30年代林语堂有一部英文著作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译成中文名为《中国新闻舆论史》，当初是在上海出版的。我因为奉命为《上海书评》写一篇评论文章，读了这本书。很有意思的是，那个时候林语堂一方面在中文世界里讲幽默，比较早先似乎锋芒渐减，但他在英文书写里对到1930年代为止整个当时的文化政治氛围的批评非常强烈，两者之间的对比非常鲜明。这种情形对林语堂这样的双语作家意味着什么？可能是由于他对不同的读者圈及其文化群体有不同的认知和期待？至少，简单地认为林语堂早年批判性锋芒减退的看法，需要重新斟酌，因为这些尖锐的思想也还在，只是在英文中流露而已。与林语堂相对，胡适英文讲演和文章中的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呈现，根据周质平教授的观察，较之其中文著述中对传统的批评，显得更为温情，流露出明显的“中国情怀”(《胡适英文笔下的中国文化》，参见《光焰不息：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2012年)。这么说来，考虑现代中国文学的书写语言的多元性，不仅包括文言与白话、本土语言与翻译语言、方言与国语或普通话等，甚至还得考虑汉语与非汉语的多语言的书写，这些都呈现了现代文学语言的复杂性，有很多可以探究的空间。 录音整理：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王佳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