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 ——孔子(《论语》) 在我们的时代，由于对个体间差异的历史性强调，国家认同必须寻求一种重新定位，这种新的定位应当强调和建立一种全人类共同体之间的本质同一性。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某一民族的意识和伦理责任必须学会将它的视野与创意定位于保有和丰富一切生命，而不是拼命扩张那种无意义的技术完美和权力。 ——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 1983：403) 本研究以下列观点为前提：(1)“民”是“任何共享至少一项共同特征的人类群体”(Dundes 1965：2)；(2)“民俗是小群体内的艺术性交际”(Ben-Amos 1972：12)；(3)身份认同概念始终是民俗研究的中心(Oring 1994：226)；(4)“由民俗定义身份认同”(Dundes 1983：236)在身份认同的研究中具有核心意义。因此，本文提出以下论点：(1)民俗是关于身份认同的一切，也是对身份认同的界定；(2)个人和群体的身份认同应当由实践中的民俗进行界定，②而非借助“前概念式”的民族、种族或宗教；(3)民俗认同这一概念有助于更好地解释个体、群体身份认同中的多样性、杂糅化(creolization)、临时性和流动性(或动态化)。 这些基于民俗的身份认同方法意在致力于一种“范式转换”(在库恩的意义上，[1962]1970)，即从“前概念式”的基于族裔性的方法转向群体身份认同(一如美国人口普查中的分类)。本研究据此提出一些视角和研究方法，以审视一个民俗群体，譬如美国亚裔群体，日益融入美国文化与历史的过程；通过实践中的民俗，它形成和保有了其多样化的、流动性的群体身份认同。(这些观点将在下文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正是在这些过渡礼仪的过程中，一个群体于迁徙和对社会语境变化的适应当中创造、强化了各种各样的身份认同符号。这些符号也显现了一种传统在其传承与演变之中的生命力和有效性。显然，在以民俗认同和散居民心态为基础区别这些符号的过程中，人们正在通过民俗实践创造一种第三文化。(这些观点将在下文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在这些动态的过程中，身份认同显示出了它的多重性、多样性、暂时性和杂糅性，同时，新的身份认同、新的文化——第三文化——被创造出来。这种第三文化只有在群体的意义上(特别是散居民群体)才具有可能性。其间，无论是在群体之间的层面还是在群体内部成员间的层面上，“统一性中的多元性”(diversity within unity)特征均可显现出来。例如，在美国的国家层面，美国亚裔(非洲裔、拉丁美洲裔、欧裔)作为“族群”(ethnic)实际上共同造就了美国的民俗与文化。美国亚裔群体之间固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正是那些统一性建构了他们共同和独特的群体身份认同。在每个美国亚裔群体内部，也存在各个领域的差异性，比如语言、地域、种族和宗教，这些差异性在下文所述的美国华裔子群体之间同样存在。然而，正是统一性在一种集体身份认同之下将他们凝聚在一起。这种统一性(不是均质性uniformity)是对实践中的民俗的共享，或者说是“小群体”“此时此地”所维系的民俗认同。③ 身份认同的重构过程因不断变化的语境而更加复杂。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民族或社会经济背景的美国华裔的涌入，已经使基于族裔性的“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概念和基于文化的“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概念出现了问题。许多美国华裔可能以其“中国性”作为他们的文化认同，但人们常常在“民族”的类目下对他们进行分类和研究(在政治的意义上)。对大部分美国华裔而言，特别是对那些新移民来说，将他们不同的民族(或种族)联结起来，统一在一个共同的华裔身份之下，是他们共有的文化认同，但这种身份认同在美国语境之下变成了“民族”的集合名词。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种族群体当中。在这些例子里，散居民群体所做出的文化贡献遭到了隐性的排斥。④ 无论对于局内人还是局外人，无论是出于主位视角还是客位视角，在同义的或可置换的意义上使用“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都是危险的(Bausinger 1997：7)。埃奥特·奥林(Elliot Oring)以罗素式(Russellian)的观点解释道：“文化认同是另外一种逻辑类型，它不能和文化自身混为一谈”(1994a：213)。同理，民族认同也不应该和族裔性自身混为一谈。然而，在我们拋弃不同语境下基于族裔性对身份认同和“散居民群体”架构所进行的讨论之前，民俗认同的理念将有助于我们关注实践中的民俗；这将使我们通过我们所做的去理解我们是谁，而不是按照官方划定的某种种族或民族类别的定义去讨论我们所做的。由于不满各个领域对“身份认同”这一术语“赶时髦式”地应用，在探求“身份认同框架”的论述中，鲍辛格(Bausinger)指出，无论精英如何定义它，“人们已经发现了他们自己走出认同缺失这一困境的路径。他们的方法是对意识形态认同(ideological identity)的明显悖离……作为隐性的日常生活结构的一部分和它的结果，人们努力在他们自己的邻里间确立其身份认同”(1983：340)。 例如，唐人街即象征这种寓差异性于统一性的社区关系：在美国亚裔群体的层面，许多人共享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physical and social space)，建构集体的美国亚裔身份认同；在某个特定的美国亚裔群体层面，各种具有独特背景(诸如地区、宗教和语言学等方面)的子群体通过强化他们的民俗认同符号得以重构。对这样一个小群体的内部成员来说，他们的边界因其所共享的认同符号而凸显出来。正是通过这样相互交织、看似混乱的“意义网”(Geertz 1973：5)，小群体建立了他们的民俗认同。他们通过其共性(比如，作为核心认同符号和生存营销策略的饮食方式)在不同的层面建构了共同的身份认同。然而，这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为了表面地区别自我和他者，它的根本是为了满足“少数族群”在与他者的交集中得以存续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