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社会瘫痪、人心困顿与士风之变 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势力的侵入，中国乡村卷入世界经济的链条，成为其最低端的一环，嵌在“乡村—大小城市(镇)—通商大埠—世界”的体系中。然而，这个体系却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连接乡村与世界的大小都市只是商业性的而非生产性的。寄生的城市自身并无发展动力，不仅不能通过工业化带动乡村，反而汲取乡村财富，但是“等到乡村血干髓竭，这个都市也就衰落下去了”(陶希圣，1935；梁漱溟，2009j；费孝通，2006：68-69)。榨干血汗、敲骨吸髓的侵蚀，使社会“日渐瘫痪，一直到溃烂不治”。不同于西洋社会的经济危机，社会瘫痪是慢性疾病，肌体细胞逐渐死亡，毁伤的是根本的元气，不可逆转(费孝通，2012：369-370)。因此，中国社会的问题不是贫穷和破产这么简单，而是贫而益贫，不断下降沉沦，是生产能力的根本丧失(梁漱溟，2009e)。 与个人身体匮乏以及社会肌体溃烂相对的是精神的沉疴，人心沮丧，世风萎靡不振(费孝通，2012)。人生困顿是普遍的，无论是农民，还是机械工人，抑或青年学生，感到的是无力、沉滞、躁动，总之是不安宁。他们或者在乏味无趣的生活中，沉湎于感官的享受；或者困于生计，工于计算，置伦理法度于不顾；或者专注技能训练，视知识为工具，忽视德行修养。简言之，就是精神的麻痹不通畅(梁漱溟，2009d：137-140)。 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变革之际，本该承担组织社会、安定人心之责的士人缺席、腐化了，这是社会瘫痪和人心困顿的助推剂。①首先，近代乡村逐渐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地租经济衰退，②传统绅士逐渐脱离乡村，地方失去承担主持和组织之责的农村领袖，社会结构坍塌。其次，在担负伦理道德、实施教化方面，绅士也走向反面。他们从传统道德的捍卫者，迅速变为“草莽英雄”、“混世魔王”，因为“人心失去约束，活络异常，极易变成首鼠两端的伪君子，或者干脆沦为靠武力到处趁火打劫的现代强人，暴力的魔盒就此打开了”(杨念群，2014：59)。③ 面对困境，如果说过去的士人还可以守着道统，观察政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待君主行王道时出仕(费孝通，2006：21)，那么此刻情势已大不同，君主制风雨飘摇，传统儒家伦理遭遇西学冲击，乡村社会亦不能潜心居住。面对社会瘫痪与人心困顿的双重逼迫，那些寻求变革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再拘泥于清人的考据风气，而表现出一种积极入世的刚健有为的态度，士林之风大变。 士风向“刚”的转向代表了一种重要趋势，虽然各家依赖的思想资源不同，既有儒学、佛学的内在突破，也有援引西学，对过去的全盘否定；虽然他们采取的策略不同，或者用传统的方式反传统(林毓生，1988)，或者采取实用主义的文化态度(杨念群，2009)，但都表明了开拓新思潮的勇气。 儒学内部，一方面渐兴“排荀运动”，有回归孟学、陆王心学的努力，乾刚之气蓬勃兴起。如谭嗣同斥荀学为“乡愿”，其背后有立孟子所言“大人”之学之意。章太炎虽提倡诸子学，晚年仍回归儒学，创办《华国》杂志，挽颓败之世风，“每以气节鼓励青年，并特别表扬孔门中有勇知方的子路，而反对定疏的性理之辨，即谓其思想渐趋于接近陆王，亦无不可”(贺麟，1945：7)。另一方面，在打通儒释关联中，勇猛刚进的品格也得到重视。清学之发轫在于反对“儒表佛里”的宋明理学，但清中后期似乎是一反动，进入一个新轮回，“‘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梁启超，1998：8、99)。康有为就试图将儒家的“仁”、“勇”与佛家的“慈悲”、无畏相对应，减少佛教的出世倾向(张灏，1988：66；萧公权，2005：111)。深受佛学影响的谭嗣同以“仁”通佛、孔、耶之说，“冲决网罗”，终成“殉道者”(张灏，1988：90)。 佛教界也采取了更加入世的态度，并在佛理上加以转化。不少革命派僧侣脱下袈裟即参与暴动，踏入佛门便能诵读佛经，如宗仰、栖云以及年轻时的太虚等，他们在“佛法和革命、僧衣和西装之间徘徊”(维慈，2006：17)。在佛理上，佛学从追求自性圆满、超越轮回转向“不舍众生，不住涅槃”的大乘菩萨道。欧阳竟无即以“无余涅槃”，解脱心苦与身苦，并以佛摄儒。他注重《中庸》的重新解读，用佛家的寂然不动、感通达道来解释中庸，而过去强调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导致的是乡愿，是堕落卑下，由此中庸非不动，而是寂静有为。 五四新派则借助西学促进个性解放，“刚”表现为“自觉而奋斗”，甚至“兽性”。陈独秀呼吁青年要与自身颓废年老的气象做斗争。身体上要“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精神上要破除“陈腐朽败”之怀抱，焕发新鲜活泼之仪容，拥有“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心态(陈独秀，2013a/，1915：1-8)。此积极主动的精神，进一步可为“兽性主义”，表现为“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陈独秀，2013b/1915：25)。李大钊(2006/1915：137)也提倡自觉精神，与“自暴自弃”、“自贬以奉人”、消极宿命的国民厌世精神相对。胡适则借助莱布尼茨的单子说，来比拟不能独存的“小我”与不朽的作为全体的“大我”之间的关系，鼓励青年人奋发有为，不放弃对社会、世界的责任，个人的“小我”也可以在“大我”中永远留存，孝子贤孙也会给每个人在“大我”中记录功绩(胡适，1998a：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