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概念在清末民初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现代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王国维在对于“使人为完全之人物”的现代教育宗旨的阐述中指出了“美育(即情育——王国维原注)”的不可或缺，①鲁迅在其“致人性于全”的立人思想中强调“知识”与“感情”的不可偏废，②“情感”也因此而成为开启现代中国思想和文化大幕的重要因素。 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1915)中指认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③“情感”概念因之而进入新文化运动的话语系统，作为开场因其与民族性的联系而带有了负面色彩。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展开，理性和理性精神受到尊崇，“情感”则被置于二元结构另一端而处于不利的地位。蔡元培在此时则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来“陶养吾人之感情”，④这成为对于新文化运动主流话语的重要补充，甚至是修正。但这并非意味着知识界对“情感”问题至此达成共识，在随后展开的新旧文化论战、东西方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等中，“情感”都成为重要话题。而围绕“情感”问题的多重对话因其与民族性以及传统文化的性质，与新文化建设的方向等的联系，从而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时代主潮，以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迄今学界尚未对此给予充分关注，本文将以1920年前后思想界围绕“情感”问题所进行的几次论战为重点，呈现新文化运动的这个独特的侧面和景观。 一 杜亚泉与蒋梦麟：理性、情感之于“思想” 什么是新思想？新思想与旧思想的本质区别何在？两者间是什么关系？上述问题是新文化运动中讨论极为热烈的问题，也被视为区分文化立场的激进与保守的试金石。蒋梦麟与杜亚泉围绕上述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就较具代表性。而二人的讨论涉及了新思想与理性和情感的关系问题，这是特别应引起注意的。 1919年10月蒋梦麟在《时事新报》发表了《新旧与调和》一文，文中他谈到：“照我的意思看来，新思想是一个态度，这一个态度是向那进化一方面走。”在明确新思想是一个“态度”，而且是追求进步的态度后，蒋梦麟提出并阐述了“新思想”界对本国旧思想旧文化应共持的两个态度，其一，批判的态度。拥护新思想的人“视吾国向来的生活是不满足的，向来的思想，是不能得知识上充分的愉快的”，“所以他们要时时改造思想”，“把固有的生活状况、固有的知识就批评起来”。其二，坚持新旧思想无法调和的态度。“旧生活渐渐自然被新生活征服”，“旧思想渐渐被新思想感化”，这是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是进化的道理，自然的趋势，不是机械的调和”。⑤蒋梦麟所强调的对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批判立场和认为新旧思想文化无法调和的主张与认为中西文化分属“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中华固有文化不但仍有其价值，且“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⑥而后又写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1917)和《新旧思想之折衷》(1919)等的杜亚泉形成尖锐的对立。《新旧思想之折衷》于1919年9月发表在《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9号，仅隔一个月蒋梦麟就发表了《新旧与调和》一文，这应并非偶然。 杜亚泉于蒋文发表的次月即在《东方杂志》发表《何谓新思想》作出回应。如上所述，蒋文是从“什么叫做新思想？”谈起，之后再亮出“新思想”对旧思想旧文化不调和的“态度”，杜文干脆就将“何谓新思想？”作为标题和全文讨论的核心，这一种回应方式特别值得注意，杜文显然是将如何界定“新思想”看做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蒋梦麟文中对于新思想的界定本身就存在问题，则其对“新思想”的“态度”的主张当然不攻自破。杜文在批评蒋文的“新思想”观之前，先从为“思想”正名谈起。他针对后者所说“新思想是一个态度”，指出“依此解答，则思想二字，实不能成立。态度非思想，思想非态度”。那么，“态度”与“思想”两者的根本区别何在？“态度呈露于外，思想活动于内。态度为心的表示，且常属于情的表示，思想为心的作用，且专属于智的作用。”由感情而形成意志，但“意志亦非思想也”。杜亚泉在给“思想”与“态度”划界的同时，又明确地将隶属于“态度”的“情感”和“意志”逐出“思想”的范围——“感情与意志，固有因思想而起者，但思想之范围内，决不附有些须之感情与意志。”以此杜亚泉将蒋梦麟所谓的“新思想”定性为只是“新态度”而已，也就是说，它并非是理智的产物，而只是对于既有事物满意与否的情感及意志的反应而已。杜强调其具有时代性，意谓其具有随意性和不稳定性。杜氏在此相对于“态度”标举“思想”，否定“新态度”而欲树立真正的“新思想”。首先，何谓“思想”？“曰思想者，最高尚之知识作用，即理性作用，包含断定推理诸作用而言，外而种种事物，内而种种观念，依吾人之理性，附之以关系，是之谓思想。”何谓“新思想”？“新思想者，依吾人之理性，于事物或观念间，附以从前未有之关系，此关系成立以后，则对于从前所附之关系，即旧思想而言，谓之新思想。”与前面对“态度”的讨论相比较，杜氏对“思想”的推崇显而易见，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思想源于理性，他将其称为“最高尚之知识作用”，可见其对理性的崇信，这同样与上文对“情感”的贬低及不信任构成鲜明对照。在明确了何为“新思想”后，杜氏指出，包括蒋梦麟在内的“揭橥新思想者”，“其惟一之主张，为推倒一切旧习惯，此种主张，适与新思想之定义相凿枘。”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新思想者的这一认识局限？杜氏指出：“新思想依据于理性，而彼则依据于感性”，因此而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新思想于事物或观念间，附以从前未有之关系，而彼则于事物或观念间，破其从前所有之关系。”即前者因遵从理性而以在旧有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为目标，而后者则为非理性的情感所左右，惟以破坏旧有的一切为快事。文末杜亚泉举了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劳动者因未达到诉求而破坏机器的事例，强调导致这一结果恰恰是因为这些劳动者“仅有感性的冲动，而无理性的作用者”。⑦由上所述，杜氏在对于何者为真正的“新思想”的讨论中，将是否依据于理性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中不难看出他对理性的推崇和对情感的贬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