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甚至更早)到1945年的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亚主战场；但是在中国当代影视艺术场域，真正尝试将有关抗日战争的叙事纳入到“二战叙事”的总体谱系中，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世界性的传播视角，却可以看作是最近二十几年才开始形成的一个渐进趋势。这种叙述方位上的不断调试，体现出的是“后冷战时代”的中国试图通过建构新的媒介叙事框架，超越冷战意识形态，重新回归世界现代历史的努力。而其间蕴含的，则更是对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国族媒介身份进行建构，进而在新的现实语境下融入甚至引领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深层诉求。 本文认为，这一新的媒介叙事框架可以被概括为“重建中国的二战叙事”。就影视艺术场域而言，它主要以世界主义维度与民族主义维度为显性双轴，同时以新语境下的阶级话语为隐性着力点。总的说来，这一媒介框架有不可抹杀的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也经常陷入包含多义性的困境之中。为此，本文将在简要进行语境阐述的基础上，通过聚焦近年来有影响力的数部影视艺术文本，观照这一框架在影视艺术场域中的主要作用机制，分析其问题与成绩，并针对变量展开讨论。 一、“重建中国的二战叙事”：国家层面的新的媒介叙事框架的凸显 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阅兵仪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来自49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高级代表受邀出席，包括中央电视台、BBC、CNN在内的多家国际级媒体都进行了实时报道。其中在政府的支持下，央视在现场精心布置了90多个直播机位，并运用了二维索道摄像机、直升机航拍陀螺仪、微型摄像机等高新技术设备，对整个阅兵式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这一技术规模在中国电视史上堪称空前。在传播学的意义上，如此高规格、高投入的盛大“电视仪式”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在以甚为积极的姿态推进“抗战记忆的国际化”，或者说是“抗战记忆的二战化”，而大众传媒显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事实上，在2015年的“9·3阅兵”开始之前，整个2014年就已经处于层层推进的媒介议程铺垫之中①——该议程以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确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为开端，一直持续到岁尾首个“国家公祭日”当天习近平的讲话达到最高潮。 综合上述，可以说，在从2014到2015的两年时间里，“重建中国的二战叙事”已经正式成为一个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国家层面上的媒介叙事框架。在这一新的媒介叙事框架下，抗战的世界属性——“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间的关联”“抗战记忆与人类共同记忆之间的关联”等——重新上升到与抗战的民族属性同等重要的位置，成为当下主导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议题，并指向“对本国公民参与度的询唤”与“同国际受众实现意义与价值共享”的双重诉求。 总的说来，“重建中国的二战叙事”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叙事框架，具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征。 第一，这一新的媒介叙事框架以世界主义维度和民族主义维度为显性双轴。在此，本文更多的是立足现代政治文化层面、并结合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来使用“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一对术语的②。我们在此所讨论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对话的两种观念视角。前者更多是作为对后者的情怀延伸和视野超越，而后者则更多是作为前者的伦理起点或者说文化支流。 如果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世界主义更强调“人”的身份，强调多元一体的人性尊严和共同价值；而民族主义则更强调国族身份，强调国族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而如果从当代大众媒介中的战争叙事的角度来看，世界主义维度更多关注的是战争对于人的肉体毁灭与精神戕害，关注的是战争本身的反人类特质，关注的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应该抱持的对待战争的抵制态度；而民族主义维度更多强调的是单一国族在战争中的胜利或失败、获益或受辱，强调的是国族自身的独立、发展或延续诉求，强调的是国族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阵营对于战争应该采取的竞争性策略。 就中国大众媒介的战争叙事而言，世界主义维度与民族主义维度的发展并不均衡。历史地看，在1949年之后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冷战意识形态和中苏关系等原因，抗日战争基本上是被作为一次民族独立战争来表述的，“抗战叙事”在很大程度上被从“二战叙事”的整体图景中剥离出来，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组成部分的性质——连同整个“二战”时期错综复杂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一起——在主流文化场域中长时间被有意淡化甚至规避处理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情形才逐渐开始以缓慢的速度发生改变③。就当下而言，世界主义维度与民族主义维度的发展都有其现实意义，理想的状态是互相补益，建立起一种“世界主义的爱国主义”观念，而不应陷入一种零和博弈之中。就全球性而言，世界主义维度是一个现代国族应该具有的基础视野和情怀；而就地方性——尤其是就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境遇而言，民族主义维度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认可、尊重和引导。因此，如何处理好“重建中国的二战叙事”这一媒介叙事框架中两种维度的价值关系问题，是决定这一框架有效性的关键。 第二，这一新的媒介叙事框架以新语境下的阶级话语为隐性着力点。如前所述，中国政府面向国际和国内做出共享“中国抗战记忆”的明确姿态，以推动“抗战叙事”重新汇流到世界的“二战叙事”之中去；换言之，重新从“二战叙事”的角度来建构中国的“抗战叙事”，甚至此前此后的“国共内战叙事”。这些举措究其实质可以被视为一套重新确认中国在世界现代史上身份与主体性的系列动作；其深层目的可能在于：通过建构更加具有时间连续性的和空间完整性的现代历史叙事，中国得以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建立起更具情感逻辑与价值逻辑的关联。“中国不仅是当今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而且还是缔造者和引领者”——生产并传播这样一种进步性的媒介话语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显然意义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