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代，德国的扬·阿斯曼(Jan Assmann)教授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教授夫妇在梳理前人记忆研究的基础上共同开创了“文化记忆”理论，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著述丰富。他们的理论在西方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开始受到我国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一、文化记忆的兴起：理论逻辑与现实需求 记忆研究经历了从心理学到社会学和文化学、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再到文化记忆的演变过程。文化记忆理论的兴起有理论研究自身发展的逻辑原因，是记忆理论深化的结果；与此同时，文化记忆理论更源于深刻的时代背景，是为了解决以线性发展为中轴的现代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现实需要。 记忆研究的历史相当悠久。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曾探讨过记忆现象，他指出，在阅读中获取的记忆要比从听觉材料中获取的记忆更准确。柏拉图则给予记忆很高的地位，认为一切知识都不过是记忆而已，记忆才是灵魂存在的最好证明。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和洛克也都论述过自身对记忆过程的体悟以及记忆的重要性。洛克指出：“在有智慧的生物中，记忆之为必要，仅次于知觉。”①不过，对记忆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始于现代心理学领域，以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为代表和先驱，记忆研究从此开始进入科学心理学时期。 科学心理学时期的记忆研究重点从个体维度来探索记忆，记忆被当作一种精神性的实在，存在于个体的中枢神经系统之中。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关注的一般是短时的个体记忆，多是研究记忆得以形成的心理和生理机制，强调个体记忆的自主性而非建构性。艾宾浩斯就一直致力于对记忆进行实验心理学研究，他曾在1885年让接受实验者去记忆一些没有意义的片段性材料，以观察个体的记忆过程，并把记忆分为识记、保持、联想和复现四个阶段，据此绘制了著名的艾宾浩斯记忆曲线。另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Frederic Bartlett)在继承艾宾浩斯对记忆的实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其提出了质疑，认为艾宾浩斯的研究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巴特利特通过实验揭示出记忆过程会受到记忆者自身态度、信仰等一系列社会因素的影响，认为回忆“所采取的形式从有意义的角度说通常是社会性的”②。他强调，记忆不是个体对材料的简单复制，应该把记忆作为社会条件下的一个建设性过程来看待。这是记忆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巴特利特成为记忆研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 这种对记忆的社会基础的强调也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记忆研究的核心，他提出的“集体记忆”理论通常被认为是第一次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记忆展开的系统研究，它促成了记忆研究从个体层面向集体层面、从心理学和认知学向社会学的正式转向。 哈布瓦赫接受了他的老师涂尔干对心理学视角的批判，反对只从个体层面解释记忆的传统。他认为：“尽管我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情，而是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于赋予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③任何“我们自己的记忆”都要经过社会文化框架的润饰、删减和完善，是在社会中形成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指出：“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④在集体记忆的理论框架下，作为社会学家的哈布瓦赫不仅分析了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群体的家族记忆，还从记忆的角度分析了宗教和社会阶层。例如，他指出，欧洲中世纪贵族阶层的封号源于其个人或祖辈的品行和勇气，是以个体性作为价值体系的基础；而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的职业群体则以共同的职能等外部特征而非个体品性来区分。这种分析已经具有了很强的文化学意味。 然而，在哈布瓦赫的理论框架中，集体记忆只是记忆形成的一个框架条件。他认为：“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⑤也就是说，集体只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主体，不具有实在性，记忆只有通过具有生物学属性的个体才能完成并实现。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是一种对记忆的共时研究，只关注记忆形成的社会基础，没有涉及记忆在历时角度的传承。 而社会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就是“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⑥。在康纳顿的理论视野中，集体上升为社会记忆的主体，集体记忆不再是一个群体中个体记忆的集合，而成为隶属于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记忆，用杰弗里·欧里克(Jeffrey K.Olick)的术语来说，是一种集体性记忆(collective memory)，而不是集合性记忆(collected memory)。⑦为了探讨这种集体记忆如何保持下去，康纳顿运用社会记忆的概念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社会与个体一样拥有记忆，并指出社会记忆在“纪念仪式上才能找到，但是，纪念仪式只有在它们是操演的时候，它们才能被证明是纪念性的。没有一个有关习惯的概念，操演作用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一个有关身体自动化的观念，习惯是不可思议的”⑧。也就是说，社会是通过纪念仪式来传递自己的记忆的，而由于仪式是通过身体来完成的，所以社会是通过这种身体化的实践来传达和维持自己的记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