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忆的社会属性：交往记忆 记忆具有双重基础：神经基础和社会基础。没有神经系统，记忆就无法形成；神经功能受损，就会导致记忆受损，甚至完全丧失记忆。早在75年前，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ice Halbwachs)就提出了类似于记忆具有社会基础的观点。哈布瓦赫在其关于记忆的社会框架和集体记忆的著述中提出，只有在与他人进行交往时，记忆才会产生。在这里，我将以记忆的社会基础为出发点，进一步提出记忆的文化基础问题，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成为一个有记忆的群体，因此，只有借助于文化记忆，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 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我们从外界获得的。神经系统可以被视为记忆的“硬件”，其发达程度因人而异，可以通过训练得到加强。然而，神经系统所承载的内容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则取决于我们通过语言和行动与他人进行的交往，以及我们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情感联系。与意识、语言、性格类似，记忆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在记忆过程中，我们不仅深入到隐秘的内心深处，而且将某种秩序和结构引入内心世界，这种秩序和结构具有社会属性，并将我们与社会联系起来。每一次有意识的行为都受到社会的调控，只有在睡梦中，社会结构对内心世界的干预才会有所放松。 我们逐渐形成和积累的记忆有两种：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和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或者称为通过亲身体验获得的记忆和通过学习获得的记忆。情景记忆是指我们的亲身经历，而语义记忆则是指我们学习和记住的所有东西，它之所以被称为语义记忆，是因为这种记忆与意义和指称相关。一个人记忆那些没有具体指称意义的数据是非常困难的，比如电话簿中的电话号码，只有那些拥有过目不忘本领的人才可以做到，而这些人在融入社会方面往往会有困难，如孤独症患者。这一事实表明，意义与社会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语义记忆具有明显的社会性，但上面提到的“过目不忘”的记忆却是一个特例，它并不具有社会基础。乍看上去，情景记忆似乎可以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我们可以回忆起一些经历，其中并没有涉及其他任何人，我们也从未向其他人讲起过，因此，这些经历可以被称为“完全个人化的经历”。但多数情况下，情景记忆也具有一个有意义的结构。根据这些记忆所具有的不同结构，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区分出由视觉影像组成的景象记忆(scenic memory)和来自语言的叙述记忆(narrative memory)。景象记忆在结构和意义上通常是不连贯的，而叙述记忆则具有一个有意义的、连贯的结构。在哈布瓦赫的理论中，正是这些起联接作用的环节是受社会调控的。景象记忆和叙述记忆可以与马赛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提出的自愿性记忆(voluntary memory)和非自愿性记忆(involuntary memory)联系起来。景象记忆更接近于非自愿性记忆，它远离意识，与更深层的人性相连，不同于与意识相连的叙述记忆。当然，这些差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景象记忆与叙述记忆之间的界线并不明显，可以相互转化，也就是说，景象记忆可以转化为叙述记忆，非自愿性记忆可以转化为自愿性记忆，同时，有意识的记忆也可以通过遗忘和压抑转化为无意识的深层记忆。哈布瓦赫认为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大的人没有任何记忆，这种说法显然有些夸张。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的叙述记忆并没有得到发展，因此，他很难辨别哪些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场景，哪些又是他梦到或幻想过的场景。同时，我们也非常同意以下观点，即社会生活的规范、价值及其对意义和重要性的决定作用可以深入到我们最为私密的经验之中，并赋予其意义和结构。 这就是我们很难区分、甚至不可能区分“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原因。语言和意识通常都具有高度的社会性，个体记忆也是如此。纯粹的个体记忆就像一门只有一个人能懂的语言，换句话说，它只是一种特殊情况、一个例外。因此，我和阿莱达·阿斯曼提出了“交往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的概念，以阐述哈布瓦赫提出的个体记忆的社会性。交往记忆存在于个体之间，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情感在交往记忆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爱、兴趣、同情、依恋以及归属的意愿，当然也包括憎恨、敌意、怀疑、痛苦、愧疚和羞耻等，所有这些情感都界定了我们的记忆并限定了记忆的范围——没有这样的界定，记忆就不会印刻在我们的脑海中；没有一个具体的范围，记忆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就会缺少相关性和意义。对一种有效的交往记忆来说，遗忘与记忆同样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不是一种“过目不忘”的记忆的原因所在。记忆意味着将其他事物推至幕后，对事物进行区分，也意味着为彰显某些事物而遗忘其他事物。这种记忆过程限定了个体记忆的范围和视角，而这些范围和视角则受到情感的调控，反过来，情感上的空虚则会导致记忆内容的任意性。只有倾注了情感的交往，才能使记忆具有一定的结构、视角、相关性、限定和范围。这不仅适用于叙述记忆，更适用于景象记忆。图像和景象完全凭借个体对它们产生的情感力量在大脑中留下印象，而叙述记忆除了依靠情感的力量外，还可以借助阐释的力量。 与记忆的神经系统会出现紊乱一样，记忆在社会交往层面也会出现混乱和异常。近年来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虚假记忆的病例。例如，在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有关童年创伤经历的记忆(比如性虐待)被揭示出来，然而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则会发现，这种创伤记忆只不过是治疗师和病人的一种“虚构”。最有名的“虚构症”实例是本杰明·维克米斯基(Binjamin Wilkomirski)的那部获奖回忆录。维克米斯基坚信，他的童年是在迈丹尼克和奥斯维辛度过的。他在名为《碎片》(Fragments)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很多极为残忍的场景，并在叙述中赋予它们以连贯性。这也就意味着，他的回忆录尽管没有遵守交往合理性的原则，但看起来仍然真实可信。维克米斯基的记忆虽然不是历史事实，但他的回忆录也绝非“伪造”，因为他显然将这些“记忆中的”场景当成了造成自我矛盾性认知的唯一原因。 显然，维克米斯基的回忆录是一个记忆严重紊乱的案例，表明了记忆的社会维度和情感维度。如果说与外部进行情感维系的需要促使我们形成了记忆，那么其结果就是大部分记忆内容都是有关集体生活的。对大屠杀和过去种种恐怖事件的记忆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内心坚信他亲身经历过某些事情，而事实上这些事情只是他在集体性的交往过程中读到或听到的。维克米斯基记忆中的童年是他根本不曾经历的，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其实是他希望将自己的心理问题外化，并将其归咎于社会和历史，同时，他也希望借此将自己归属到大屠杀的受害者和那个时代的见证者的行列，并因此能够指证大屠杀的种种暴行，进而成为公众关注和同情的焦点。在所有的个体记忆中，这种渴望受到关注并获得归属感的愿望都非常强烈。社会化过程使我们形成了记忆，反过来，记忆也帮助我们实现了社会化。社会化不仅是记忆的一个基础，也是记忆的一种功能。接下来我们可以谈谈“纽带记忆”(bonding mem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