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我选择的主题和话题打算讲两件事：①第一，将种族、种族特点和多元文化的中心舞台放到一个更广泛的政治议程之中，这件事十分紧要。第二，我关于多元文化主义问题的信念远不是一种不言自明、过度使用的陈词滥调。我这种信念大概会被认为对我们的多种文化常识都有一种潜在的破坏性，并在所有方面都会产生破坏性的效果。我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不可能自行发声，它必须被严肃地、积极地实施和审问(interrogate)。第三，我想表明，这种情况是政治介入的合适时刻：斯蒂芬·劳伦斯调查(Stephen Lawrence Enquiry)和麦克弗森报告(Macpherson Report)的共同创伤。②种族事件的急剧出现，同时也与种族清洗从而重回欧洲中心有着更加普遍的联系，民族特性的危急时刻，即授权与新的合法解决方案已经实施；欧洲和全球化的挑战，所有这些特点使一种有利的时刻提前发生了。它们创造了一种我认为是重要的政治开始，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既适时又危险的模棱两可的政治开始。 约在1998年的某些时候，恰好是仍然存有质疑的时候，英国据说已经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通常假定，自加勒比黑人、亚洲和其他各色人种在视觉上明显作为都市生活中处处出现的英国景色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种族关系定会变得更好，并且社会已悄无声息地几乎沦落为一个多元文化国家。你应该不会诧异，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疑的命题。毫无疑问，这个地区的事情正在改变，毫无疑问，一些事情正在变得更好。但我认为通过以下两个毫无联系的事件作为框架来看这个时期，会更准确一些。1998年，英国庆祝“帝国疾风号”(SS Empire Windrush)诞生50周年。这个运兵舰曾将人们从加勒比海带到英国，它代表着战后黑人移居英国的开端。“帝国疾风号”纪念日是普及这次庆祝的一个机会。不但被拍成了一部出色的连续剧，还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同名书，被作者迈克(Mike)和特雷弗·菲利普斯(Trevor Phillips)兄弟题上了“多种族英国的不可抗拒的崛起”的副标题。然而一年后，麦克弗森关于未成年人斯蒂芬·劳伦斯在埃尔瑟姆(Eltham)井堂路一个公交站台被谋杀的调查，表明伦敦警方在处理这个残忍的事件时作出的裁决，受到了职业无能、种族主义制度和高级官员领导失败的影响。 现在，这两件事似乎可以作为今日英国种族状况的典型。第一，我想称之为“多元文化的趋势”，是说英国的黑色和棕色人种的人，盲目的越来越多的参与，在英国社会中公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然而，这种匍匐前进的多元文化道路仍十分崎岖。乡村的大片地区、大多数重大权力中心、具有种族差异特点的许多地区，几乎没有接触过它。在它种族驱逐的范围之外，还复合有多种家庭贫困、失业和辍学。一些英国人欢迎这种新的多元文化混合，我认为这是“酷”(Cool)的起源，在新工党的幻想里一度被贴上了“酷不列颠”(Cool Britannia)的标签。我认为他们一直讨论的是“我们”。许多英国人不情愿地接受或忍受这个多元文化的新趋势，作为另一个过去的美好时光慢慢消逝的不可避免的一步。仍然有其他人受其威胁，极度抵抗它。这就是斯蒂芬·劳伦斯被谋杀的地方，也是里基·雷埃尔(Ricky Reel)③、迈克尔·门森(Michael Menson)和麦高恩(McGowan)的兄弟们到达的地方。那些事件已经被混合返回到我们只能称之为“常识”(common sense)的巡查(policing)，也就是说规范国家的街头暴力，使它们大部分消失掉。这提醒了我，英国多元文化主义还有浓浓的未解决的特征，这也带来了我话题的主要焦点。 我想称之为复杂的关系，它一方面为了一个社会更加公平、种族更加公正的社会而不懈奋斗；另一方面，我想称之为旧的反种族主义或人种公正公平事务，还有关于这些问题：英国社会人们是否和怎样与文化背景、种族、人种和宗教归属完全不同的人同居在一起，并通过消除他们之间的不同来创造一个大众生活。我们至少可以把这个两难问题放进平等与社会公正的斗争和“反种族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承认政治这两者的关系中去。一提到承认政治，我就想起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④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著名构想。他说： 这个命题是，我们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承认与否塑造的，更多的时候是被别人的错误承认塑造的。这种带来伤害的不承认或错误承认成为用虚假的扭曲和削弱的模式禁锢人的一种压迫形式。 从查尔斯·泰勒的构想中我们可以听到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⑤和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⑥那雄辩的声音。在英国，反种族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很多年来都被看作是两个互斥的策略。多元文化主义和它关注的文化认同被许多人，尤其是左翼人士理解为是逃避困难的结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方法，由此多元文化主义提出了种族主义。我相信这个区分不再有效。我们没有适时对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谓的当下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做出回应，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我们超出它们界限时所想到的争论。 多元文化主义正像种族，或种族认同，或种族特点，或移民群体一样，是一个十分有争议的术语。它只能像德里达(Derrida)说的“under erasia”⑦这样来展开。我不得不说这种在原始范式中天真的操作不再有效果。因为它已经发展了。但这个术语并没有我们完全不能围绕这个问题来思考的关系。多元文化主义这个术语遭到保守势力借国教清教文化完整性名义的反驳，自由主义者则依赖个体自由与形式平等进行抵抗，而对于各种现代主义者而言，西方普世价值的胜利，启蒙理性与现代性，将取代文化个体性与传统及种族归属，都被看做是不可逆的现代变化，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宁愿承担风险抛弃这种现代化。左翼对此有异议。他们用可以被看做是文化认同的软问题来代替结构和经济的硬问题，并将进步力量沿着种族特殊线划分出来。 事实上，多元文化主义者是很多的。在多元论者的多元文化主义中，流行的比如在美国，非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新教徒、非欧洲的少数民族被视作受到强烈约束的单一文化(strongly bound unicultures)，按等级地被安排进族群等级之中。在团体的(corporate)多元文化主义中，文化的差异是被假定的，在没有显著的资源再分配需要下被市场消除了。在多元文化管理主义中，根据固定的文化特质和种族划分，差异被安排进中心和不断增长的功能的关系中。这就是我的朋友法郎·马哈拉杰(Farand Maharaj)有时称之为“一个幽灵似的种族隔离逻辑”(a spook look alike apartheid logic)：隔离起来，再从另一边回来见你。我同意彼得·考斯(Peter Caws)⑧在戈德堡(Goldberg)的文集中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观点。他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强调“主义”代表着广泛的社会接合、思想和实践，并且“主义”的问题将它还原为一个正式的特点，固定进一个牢固的状态中去(有几分政治正确的思想)，并且减少了它的异质性。这个异质性恰是所有多元文化状态的一个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