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语起源 大众文化，指社会的一致性和规范性。大众，作为术语，源自自然科学，块、团之意，也就是未分化、未成形的物质。雷蒙德·威廉(Raymond Williams，1921-1988)认为，大众这个词演化出的日常意义，反映了17、18世纪英国社会的变化，与“堕落的大众”(the corrupted mass)和“人民大众”(the mass of the people)有关。(Williams 1976)美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大众”成为一个常见用语，与“极富争议的群众”相关，即大众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两种意义：第一，杂乱的、无组织的、无法区分的大多数人；第二，大众更积极的意义不仅指密集的人群，也意味人们以这种方式，齐心协力地试图改变社会现状。大众可以指无差别的群众或暴民，即来自底层、无知、不稳定且可能会威胁社会秩序的人群。此外，尤其是19世纪，革命者、社会主义者以及工人运动等，都将大众视为推动激进社会变革的正面力量。在19、20世纪，第二种含义逐渐延伸为人民呼吁社会正义以纠正所谓资本主义的罪恶。 在20世纪，大众作为人民或大多数人的积极形象变得更加具体。新技术的应用是这种变化的推动力，如：报纸和杂志(“黄色报刊”指用耸人听闻的方式报道新闻的报刊)的流通发行，影院、收音机以及电视的广泛普及。因此，社会对于大众的理解很难脱离众所周知的大众传媒。其实，我们一想到苏联宣传片中勇敢活跃的大众，就会将其与人民意愿、民族意愿或人类意愿等关联起来，与某个无所不能的领袖关联起来。然而，大众的第二层意义，即作为革命能动力的意义，虽然通过冷战保留了下来，但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在世界各地的衰退，大众的这种积极意义变得相当脆弱。 同时，大众与大规模生产密切联系了起来。因为大规模生产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人与产品异常鲜明地被置于一处。虽然工厂生产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宋朝或更早的时候(Goody 1996)，但是，有更多工业产品进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国家是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的英国。进入大规模生产的人与物越来越紧密地关联起来，尤其是那些以新型工业经济为支柱发展起来的城市，这种情况更为鲜明。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加，消费品价格大幅度降低，为大众消费奠定了基础。在19世纪，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地的大众消费急剧扩张，人们可以获得廉价的家庭消费品——从棉衣到坛坛罐罐、铁床架和肥皂等。20世纪后半叶，百货商场开始看重商品的陈列，刻意设计得让陈列商品不再有批量生产的原貌。在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和奢侈品之间起调节作用的是消费者文化，秘诀在于怎样利用商品陈列。工业设计、广告都在提示消费者，大批量生产的商品与精心制作的奢侈品在质量上没有根本差别。 20世纪前20年，这一过程从工厂组织(科学管理)和生产线(“福特制”)的变化中获得了动力，并促进了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扩张。“大众”这一专有名词的意义在20世纪，尤其是战后，从混乱的、危险的、难以驾驭的群体(大众作为暴民)转而含有更加中性的社会意义，即指代那些工作经验和生活条件类似，服饰、消费品和娱乐选择范围明显狭窄的大多数人。在体育赛场、民族节庆或其它事件中，一大群穿着相似的、大批量生产的衣服或统一制服的人成为可见的大众。同时，追究根本，“质量”这一术语源于原子论相关术语，通常指相互隔离的单位。① 动员人们进入某种状态是民族国家运转的一部分，比如进入永久战备状态或“紧急状态”。国家呈现的完全是控制和管理大众社会的形象，比如训练按军衔着制服的人，即部队训练模式，这种训练不仅针对士兵和学校学生，还包括那些着意享受休闲的人，社会其实完全受国家控制。类似的国家形象，基本上就是19世纪英国政府运作的可见状态，学校、医院、监狱和兵营，纪律和同一性从此深入人心。(Foucault 1979)人们对大众的理解也逐渐被这种同一性所取代，大众成为摆设。比如各种人穿着一样的服装，聚在一起接受训练，以人体变换复杂的图案，目的是为其他地方的观众提供表演，例如，纳粹德国运动场表演健美操的妇女。(Kracauer 1975)这个世界的个体其实很害怕融入大众世界，有唯恐被操控和利用的心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们也对洗脑相当恐惧。这个世界制造了大规模杀伤、大规模轰炸和战争——有纳粹集中营成堆赤裸的死尸、奥斯维辛集中营、柬埔寨红色高棉杀戮场成堆的头盖骨等。这个世界抹杀个体和人权的方法就是将人简化为一次性使用后即可丢弃不顾的身体或身体部位。 20世纪晚期，文化和社会生活形式不断推陈出新，大众时代却似乎滞后于我们。更为复杂的生产技术不仅使大规模消费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大规模定制成为可能。数字信息技术不仅应用于生产，也应用于市场营销，它允许收集更为精细的消费者资料，允许个人研究超出之前以抽样为基础的社会研究方法。另外，被动消费者的观念让位于主动消费者或“产销者”(prosumer)，它还要求人们参与消费者商品和体验的重构。(Toffler 1980；Ritzer and Jurgenson 2010)此外，当代全球新自由经济要求公民吸纳表面上看起来属于国家的资本，开发所谓“企业自我”，(McNay 2009)并在健康、教育、退休和福利领域计划好自己的生活，自我筹集资金。人们不再将大众看作是一种对国家有用的生产资源，也不再将其看做是私人企业收集消费者资料并不断开发和利用的数据库。大众文化不再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或最好的文化整合方式。相反，时尚和新闻事件变化不断，产生了一系列更为变幻莫测的图像和话语。为了抵制不确定的未来，法律规定、私人企业、自我责任感和自我投资等，都是维持个体当下生存机会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