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知识可以被分为特殊的与普遍的两大类，前者是本土和地方的，后者则是普遍和一般化了的。[1]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地区研究就属于前者，而通常被作为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则属于后者。地区国别研究的深化对于推动国际关系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地区国别研究的重要性 1.地区国别研究与国际问题研究 地区与国别研究一般称为地区(区域)及国别研究，在中国一般习惯地称为地区国别研究，也可简称为地区研究。 完整的国际问题研究可分为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研究和精细化的地区国别研究两个部分。后者致力于揭示和描述各个地区的详尽个性特征，前者则致力于在对比抽象各种地区现象的共性特征基础上揭示作为一类国际关系现象的普遍性规律。与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研究追求普适性、规律性的一般知识不同，地区研究追求的是在此基础上的地方性、精细化的具体知识，更重视基于对外部世界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为国家制定更为精细的对外战略与策略、开展更具针对性和舒适度的外交政策，并对外交行为提供经世致用的现实指导。 如果将国际问题研究划为国际关系历史、国际关系理论和当前现实问题三个部分，那么地区与国别研究就其基本属性无疑更接近当前现实问题的研究。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所依赖的经验素材无非来自历史上或是当代正在演化的国际关系实践。当代现实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地区研究以及在其基础上的归纳、综合和演绎。而国际关系史也是对各个地区国别史的整体综合与超越，其未来研究的深化有赖于地区国别研究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外关系历史细节及其内部根源与互动的还原和呈现。随着学界对于主流欧洲中心叙事以外更多非西方区域国际关系历史兴趣的增强，地区研究在丰富和填补同期的区域史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从上述地区研究与国际问题研究的相关关系可以看到，地区研究不仅是国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国际研究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 2.地区国别研究与国家地位 地区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涵盖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人口、语言到社会等诸多兼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现代学科领域，作为一种跨学科门类的地区研究形成于二战后的美国，更确切地说是冷战和争霸所催生的研究领域。在国际关系中，弱小国家通常只能盯住大国，而全球性大国却不得不随着国家利益的外延扩展去深入理解由地区和国家所构成的全部世界。 地区研究是一项颇费成本的长期战略投资，需要不间断的经久投入，其道理类似于国家对于供养军队和发展军备的投入逻辑。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下一场危机会在哪里爆发，时刻保证一支广泛而能干的专家储备队伍就成为大国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必要代价。而保持这种对于其他地区的深入了解不仅为明天的大国地位上了份保险，也是维持一个开放、好学和批判的国内社会的重要条件①。大学以及智库的区域研究成为区域知识及其人才培养的“蓄水池”，但保持这样一支能干的队伍有时甚至意味着需要忍受为研究者和学生频繁的穿梭于世界各地的近似于度假、旅游式的多种活动提供资助。它的投入成效的衡量往往是模糊和难以言说的。如果危机确实爆发了，地区研究专家和储备人才或许有机会证明这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应急储备投资是富有战略远见的；但更为成功的地区研究相反却致力于预防危机，通过敏锐的警觉和灵巧的外交手腕使可能的危机消弭于萌芽状态。面对这一奢侈的事业，即便是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也经历过多次的意志动摇。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和基金会都一度大幅削减对于地区研究的经费支持，直到“9·11”事件后才出现昙花一现的短期反弹。因而绝大多数国力有限的国家宁愿使用有限的资源来制造真实可见的武器弹药，但许多国家可以拥有强大军备，却仅有极少数国家能够发展起发达的地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拥有领先的国际关系研究。 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查尔斯·金(Charles King)指出，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力量的崛起并不仅仅只是经济和军事优势的产物，真正体现其霸权的地方在于他所拥有的对于隐藏于其他国家内部的语言与文化、历史与政治体系、地方经济与人文地理所具备的无可匹敌的知识和了解。这种了解建立在一个个由兼具对当地社会的语言掌握、历史敏感、深入体验和知识兴趣的学者、研究生、本科生所组成的知识群体之上。查尔斯·金不无自豪地举例，如果你想找到有关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或是中国的环境退化或者俄罗斯省一级单位的地方政治问题的掌握研究证据的专家，那么你一定可以在美国的大学中找到；相反，你却很难想象一位巴基斯坦学者了解内布拉斯加州、一位中国研究者可以对底特律的复兴发表具有权威性的见解、一位俄罗斯教授握有美国下一轮总统选举的原始调查数据。他的话可能是片面的，但却是事实。[2](P90)，这正是发达的地区研究所提供和体现的全球性大国的智识根基。而由于历史的惯性，这种优势往往会延续到霸权之后，地区研究的发达程度往往也是国际关系史上霸权兴衰在学术领域的投射。欧洲依然是美国以外地区研究最为发达的地区，英国则是其中的翘楚。拥有百年历史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昔日帝国利益富集的亚非国家和地区研究领域享有的蜚声世界的学术声誉和非凡实力无疑也是旧日“日不落帝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霸权投射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落日余晖。 二、中国地区研究的相对滞后 尽管近30多年来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内涵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存在着众多不足，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地区国别研究的发展滞后和欠发达。 1.中国地区研究的欠发达与不平衡 在学科建制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是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外交学三个政治学二级学科的方式存在的，地区研究实际上仅仅是国际关系学者一个可供选择的研究对象而已。如同许多学者意识到的，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需要更多的国别地区研究专家而不仅是国际问题专家。考虑到地区研究独特的知识属性及其习得过程，比“理论化程度”②更为重要的还在于，真正的地区研究专家需要经历一种被政治学者理查德·芬诺(Richard Fenno)称之为“浸润而后突破”(soaking and poking)的过程，也即需要学会所研究国家或地区难懂的语言、深入了解当地陌生社区的生活、弄明白它复杂的历史与文化。[2](P94)更直白地说，地区研究者需要先深入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知识、经验、思维构成的本土化的知识体系中去，在此基础上又得走回来，回到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知识中来。依靠这种在对象国实地生活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者能够在其后的学术生涯中获得有关研究对象知识的不断更新。[3](P91)它追求的是把对特殊性文化的研究与宽广的学科之一般性理解结合起来的一种“复合”效应。[4](P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