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6)02-0033-17 安全结构是地区安全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安全研究和地区秩序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正如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所说，“冷战的结束推动了地区层次的研究与全球层次相比的重要性越来越凸现”。①地区安全结构和地区安全秩序的研究在冷战后方兴未艾。尤其是在冷战残余依然存在、安全局势复杂多变的亚太地区，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东亚和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安全结构的研究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②2008年以来，一系列新的安全议题不断出现；中国迅速崛起带来了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再加上新旧安全理念和安全机制的交织，共同推动了亚太安全结构的转型和亚太安全研究的热络。 当前处于转型期的亚太地区，安全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领土主权等传统安全问题多数长期悬而未决，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逐渐丧失，一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持续蔓延，亚太地区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在持续增强。美国不少学者转而将“进攻性现实主义”奉为圭臬，对亚太地区的前景表示悲观，甚至提出中美在这一地区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军事竞争，难以跳出“安全困境”的宿命，存在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③在很多人看来，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无序”甚至“失序”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地区安全架构的不完善。 作为亚太地区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国，中美两国都提出了构建新的地区安全架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美国方面来看，构建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1月1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在夏威夷发表演讲，提出美国构建亚太地区架构的原则和优先方向，④由此拉开了美国“重返亚太”的序幕。2014年4月，美前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在谈到如何实现“亚太再平衡”时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依仗其特殊的地位，可以继续帮助亚洲国家建立起充满活力的地区安全架构”⑤。而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2013年10月10日在文莱举行的第八届“东亚峰会”上表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架构众多，建立一个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区域安全架构势在必行”。这是中国政府首脑在亚太地区首次倡议建立一种安全架构，不仅显示出中国议题设置能力得到加强，也体现出中国力图更加积极承担地区安全责任的愿望。尽管都提到了地区安全架构，但是显然中美两国着力方向、追求目标不尽相同。 一直以来，东盟在亚太地区安全架构中扮演着倡议者、沟通者甚至引领者的角色。从“10+1”“10+3”到东亚峰会，从东盟地区论坛(ARF)到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ADMM+)，一系列亚太地区现有的安全架构中，东盟尽管只处于“驾驶者”的位置，但显然角色不容忽视。中美两国在地区安全架构上的竞争以及在众多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学术界对于东盟角色弱化的忧虑。⑥那么在当前大国竞争，地区安全形势趋于恶化，东盟共同体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这些大的背景下，东盟在亚太地区安全架构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哪些因素制约了其进一步施加影响?如何看待未来东盟在亚太地区安全架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将是本文试图探讨与回答的问题。 一 当前亚太地区安全结构调整的特点 所谓结构，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支撑的各要素组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如果把结构看作力量对比的话，架构就是结构的制度化表现形态。安全结构就是国家之间在安全关系上所形成的一种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对立统一的联系整体。具备稳定性是安全结构重要的特征。安全结构按其性质又可以简单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对抗型，国家由于受到外来威胁而根据它们的安全需要，组成的具有对抗性的同盟关系，这往往是由两个同盟之间形成相互竞争和对立的一种矛盾体，如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的两大军事集团的抗衡和冲突；第二类是统一型，区域内国家之间具有共同的安全利益，而谋求集体的安全合作，建立安全合作的机制，以实现区域内安全形势的缓和，并达到维护区域内的稳定与和平的目的，如欧洲安全合作会议；第三类是复合型，区域内国家的安全利益尚未协调，但并非是完全对抗性的，合作与竞争共存，因而形成不同类型的安全关系，它们相互牵制，相互影响，构成较为稳定的结构，使得地区的和平得以维持。⑦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属于第三类。目前，在世界其他地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集体安全机制的形式，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安全结构。但在亚太地区，“安全结构并不总是那么具有启发性”⑧。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地区安全结构就是地区“权力分配”的直接体现。亚太地区安全关系较为复杂，各国的安全政策变动较大，安全结构与大国权力关系的此消彼长较为一致。 从冷战开始，以美国为核心构建的军事同盟体系一直是亚太安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多层次的“同盟型”安全结构。美国国会早在1951年10月10日通过的《共同安全法》以及为它的有效实施设立的《共同防御援助控制法》中就明确表示，美国通过建立“增强自由世界的共同安全、个别防务和集体防务”，以便“有助于这些国家实际有效地参加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系”⑨。此后，美国在欧洲、东北亚、东南亚，乃至于南亚和中东等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的军事同盟。在亚太地区，美国的同盟体系被称为“轮辐体系”，美国居于轮辐的中心，而同盟国位于辐条的末端。这一体系的特点是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双边合作，缺乏彼此之间的横向联系。对于这一体系的解释美国学者往往套用“威胁—反应”的范式，也就是同盟体系是建立在共同威胁基础之上的理性反应。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D.Blackwill)认为美国保持双边同盟体系是为了“对冲”中国崛起以及俄罗斯复兴对美国亚太霸权地位的冲击。⑩如果进一步解构，中国军事力量不断增长带来的“威胁”导致了美日同盟关系的扩展以及美国与东南亚盟友战略关系的强化。而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显然是美国为日韩提供核威慑的主要原因。(11)当然，美国与其他同盟关系的形成也与日韩类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