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指出基层改革要“允许试错、宽容失败”,到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让广大干部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由此,“容错机制”成为一个“明星概念”。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确实,容错机制作为我国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亟须适时跟进展开研究和阐释。 一、从何处来:容错机制的出场背景描绘 自容错机制提出以后,在理论界与实务界,都主要遵循一种“技术理性”探索容错机制本身的架构问题,相对忽视了对容错机制出场背景的描绘,而明确容错机制的出场背景,解决其“从何处来”的问题,有助于更好地体认容错机制原初内生性的价值考量。 (一)我国当前面临诸多重大艰巨的战略任务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三中全会,基本上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题,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既讲“全面”,又重“深化”,虽然还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但更加注重改革的全面性、协同性,改革的广度与深度要求超越了此前的历届三中全会。确实,经过前期改革的积淀,诸多限制困扰我国发展的难题得到了一定的破解,但随着改革的纵深推进,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成为“难啃的硬骨头”,这便要求以一种新的改革思路和方法应对。历史与现实也表明,我国当前的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由此可见,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国应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时一系列复杂挑战和任务的工具。而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重大命题,换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一起构成了我国当前战略任务的框架图,布好了我国治国理政行动的场景。当然,我国当前面临的上述诸多重大艰巨的战略任务之间并不是分立的,而是相互关联或嵌入的,一定程度上可以统合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范畴之中,或者说,全面性的、深化性的改革可以为其他任务的推进与完成创设制度空间以及一系列必要的条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论定,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重大的战略任务。 (二)面临诸多战略任务需要官员积极作为 “四个全面”提出之后,如何有效落实完成便成为检验我国政治运作体系与能力水平的重要标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1],同样,“四个全面”提出之后,我国官员在“如何有效落实”过程中就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乃至决定性的角色,其行为理念、方式、逻辑决定了上述任务能否完成以及完成的质量如何。当然,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四个全面”提出之后,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各级官员会积极作为,寻求有效落实上述诸多任务的路径,也即预设其积极行动者角色。确实,面临诸多重大艰巨的战略任务,需要我国官员积极作为,需要他们投入精力、热情和智慧,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和担当精神,正如我国政治顶层经常强调的,在改革创新发展的关键期,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以创新精神啃“骨头”,以改革魄力涉“险滩”,去尝试破解改革发展难题的新思路、新办法。这些都有力表明,我国官员或领导干部能否积极作为对上述重大艰巨战略任务的落实有极大的关涉性影响。 (三)一种与理想情景相悖的现象:官员不作为或为官不为 面临诸多重大艰巨的战略任务,一种理想的预设情景是我国官员积极作为,高质量地落实完成任务,但理想的预设情景与现实的政治实践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的脱离,在我国的现实政治情景中,官员不作为或者说为官不为反而是一种较为泛化的现象。不少研究者的观察都证实了这一点。任中平等(2014)认为,我国官员“不作为”现象在强力反腐与从严治吏情景下有蔓延趋势;金太军(2016)指出,随着高压反腐和作风建设的纵深推进,我国也暗生了为官不为这一新的官场现象;在许耀桐(2015)看来,为官不为在我国各级政府的实际工作中是比较普遍、严重的情况;另外,在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展开的“部分官员不作为真实原因”调查中(共有8896个调查样本:网络问卷6557份,纸质问卷2339份),有71.7%的受访者表示对为官不为有经常性的切身体验(王卓怡等,2015),可见,官员不作为或为官不为的现象依然较为普遍地存在于我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 二、向何处去:容错机制的功能定位 在此,通过对我国官员不作为或为官不为背后原因的解答,或者说通过对容错机制出场现实背景的再叙事与深挖,获取对容错机制功能定位更深刻的体认,解决容错机制“向何处去”的问题。 (一)“不敢为”:一种对我国官员不作为或为官不为原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