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6)02-0034-07 元世祖忽必烈于蒙哥汗元年(1251)，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开府金莲川，积极延揽藩府旧臣与四方文学之士，一时间潜邸之中人才济济，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儒士群体①，为他日后继承汗位，成就大业打下了基础。忽必烈幕府儒臣，在金元易代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背负着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对圣贤气象提出了新的诠释，更加突出了士人品格中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他们所追求的圣贤气象彰显的是一种社会群体价值意识，即关怀社会、执着仁义、心忧天下的价值取向，欲借出仕而行“道”，以推行汉法、天下安泰为己任，且身体力行积极参加治国平天下经世济民的活动。同时，他们以其独特的儒者气质与人格追求凸显了儒家所追求的“圣贤气象”。这不仅是中国古代独特的一种“学者——官僚”社会阶层的精神表达，也是对宋儒所推崇的以圣贤的人格理想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继承和发展。藩府儒臣继承了宋儒所推崇的“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普遍地追求个人的身心安顿、洒落胸襟、闲适安乐及“孔颜乐处”的精神超越。 一、以天下安泰为己任 窝阔台汗六年(1234)，蒙古军攻克蔡州(今河南)，金朝覆亡。这对广大中原百姓来说，是一场灾难，他们命运悲惨，困苦不堪。在这种情况下，中原士人及百姓不得不再次面对蒙古代金之际华夷观念的困惑与调适。以往通过读书、科举、求仕进为生的中原士大夫也丧失了传统的优越地位，大量死亡、四处流徙、迹身民间，所受打击尤为惨重，正所谓“金季丧乱，士失所业”(王恽《故翰林学士紫山胡公祠堂记》)[1]卷40。他们作诗吟赋、科举提名、进入仕途的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命运同普通民众并没有多少区别。前朝经过几代人积累发展起来的文化成果，如学校，在战争中几经涂炭，“自经大变，学校尽废，偶脱于煨烬之余者，百不一二存焉”(段成己《河津县儒学记》)[2]215，典籍也在战火中焚毁殆尽，“中原新经大乱，文籍化为灰烬”(《三史质疑》)[3]卷25。面对中原这种干戈不断、百姓流离失所、文化遭受破坏的现状，他们想改变，但宋金政权已经不再给他们任何希望。 宋理学家张载认为士人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语录中》)，忽必烈藩府儒士文人，身逢金元易代之际，忧世伤生，充满了对天下一统的期待，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更加突出了儒家核心价值中的关怀社会、心忧天下的精神。他们承继了宋儒普遍倡导的一种理想人格，即“圣贤气象”，历史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使他们更以天下安泰为己任。在这种社会现状下，如归隐田园明哲保身，执守儒家人文价值的理想，或者皓首穷经去探究性命之蕴以及人心精微的儒学理论，只能是日益脱离社会现实而无法改变现状，因而，积极出仕忽必烈藩府，辅佐忽必烈推行汉法，参加治国平天下经世济民的活动，自然和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以及北方士人心态有一定关系。其一，由于“辽金以来，以宋为正朔的观念在北方淡漠已久”[4]158，“长城一线虽然分别夷夏两个天下，但外族入居中国，不能严分内外，也是长期的历史事实。华北近边州郡的夷夏观，宜不同于中原内地，而胡汉之畛在社会上也淡于政治上。”[5]15其二，北方地区契丹、女真、汉族长期融合，“华夷同风”早已成为事实，北方文人以汉族为正统的观念相对淡化，他们的现实政治活动已经冲破了传统的夷夏观念，并不认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不是正统。因而，藩府儒臣根据当时社会的变迁，对“圣贤气象”作出了新的诠释，发展开拓与守护了宋儒所倡导的“圣贤气象”，不偏于理论而务实际重实行，关注世事，气局雄大，继承了经世致用的儒家传统。 首先，儒家“身任天下”精神更多地体现在他们心忧天下，救世行道的具体实践中，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空谈心性与埋头章句对国计民生毫无用处。面对漠北蒙古军队的冲击，中原地区民不聊生的现状，必须摒弃夷夏有别的狭隘民族观念，不以华夷、血统、辖地的位置及广狭等论正统，须建立新的正统观和华夷观。在正统和华夷问题上，藩府儒臣杨奂早在《正统八例总序》中已经非常鲜明地提出了“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的观点，这一说法对藩府儒臣以及北方文人产生了不小影响。继杨奂之后，藩府理学家郝经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总结和发展了儒家“用夏变夷”的思想，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命题：“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郝经这一观点正合时宜，完全突破了“严夏夷之大防”的狭隘民族观，最重要的贡献是解决了汉族文人囿于传统的正统观及华夷界限而难以适从的困惑，为汉族文人出仕蒙古族建立的元政权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从理论上为蒙古族接受华夏文化、蒙元政权入主中原，提供了合理、合法的根据。郝经观点非常明确：衡量“中国之主”有两个标准，一是能用士，二是能行中国之道，即汉法，只要符合这两个标准，则是“中国之主”。无论汉族、女真、蒙古的统治者，只要能重用士大夫，能行圣人之道，就可以成为中国正统的君主。他在《涿郡汉昭烈皇帝庙碑》一文中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对于正统的认识：“王统系于天命，天命系于人心。人心之去就，即天命之绝续，统体存亡于是乎在。”[6]卷33认为道义的体现、人心的归向才是最为根本的因素，更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观点。杨奂与郝经所重视的不在于做皇帝的人是少数民族(即所谓夷)，还是汉族(华)，而是能否采用“汉法”，实行王道，这就超越了从前以血缘、民族、天命、德运、地域、国势等因素来论正统的思维模式，更具理性色彩和进步意义。正因为此，才能有大批文士全面性地参与辅助忽必烈以汉法治理汉地，希望以“道”为帝王师，努力将道义理想贯彻到现实的政治中，为天下制法，为建立大一统帝国的政权、王权和政教秩序服务。 许衡字仲平，号鲁斋，有《鲁斋遗书》。作为一代大儒，他在《时务五事》中说“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国朝仍处远漠，无事论此。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也。”这里的“汉法”，即是“中国之道”和“中国之法”，他和郝经的主张一致，都强调“汉法”和“中国之道”是“北方奄有中夏”和成为“中国主”的关键所在。对华夷观，许衡是这样阐释的：人为地划分“夷”和“夏”，厚此薄彼甚或尊此贬彼，均有悖于儒家文化大义：“元者善之长也，先儒训之为大，徐思之，意味深长。盖不大则藩篱窘束，一膜之外，便为胡越，其乖隔分争，无有已时。何者?所谓善，大则天下一家，一视同仁，无所往而不为善也。”[7]卷2要一视同仁，不要自设藩篱，窘束一膜之外而只看到本民族的利益而不知平等对待其他民族，这本是与儒家“天下一家，一视同仁”思想背道而驰的，如天地生育长养万物之心一样，只要有爱物爱人的仁爱之心便和天地之心相似，天下本一家，自然会打破狭隘的民族观。许衡以儒家仁爱之心阐释其民族整体观，正如他在《病中杂言》之四所说：“直须眼孔大如轮，照得前途远更真。光景百年都是我，华夷千载亦皆人”[7]卷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