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提到中年，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中年危机”。人步入中年似乎就意味着年华老去、青春不再，此时期的身体也确实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身体的免疫力、细胞再生功能以及脏器组织器官功能逐渐下降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年人易成为癌症、高血压、糖尿病等的多发群体；而另一方面，中年人不仅担负着整个社会的中流砥柱，更是一个家庭的重要支柱，承载着教养下一代与奉养上一代的双重责任与压力。然而，在以往的家庭社会研究中，多从父母的婚姻状况、社会经济地位等背景因素切入，重视父母在子女社会化过程中影响，侧重以父母角度出发的教育方式对子女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往往忽视了子女对父母的影响作用。事实上，从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和家庭系统来看，处于混沌变动心理状态的青少年正好对应的是面临中年危机的父母，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关联作用。本研究试图探讨中年阶段的父母生活感受的现状与变化，分析其与青少年子女之间的关系类型，并厘清父母个人因素、青少年子女因素以及亲子关系类型与中年生活感受之间的关系。 （一）中年人的生活感受 在以往探讨中年人的研究中指出，中年时期的人常常会回忆过去、评估现在以及展望未来，也常会因为人际角色的改变重新定位自己（Lennon，Mary C.，and Sarah Rosenfield，1992：316-327）。多数的中年人往往面对的是进入青少年或青年成人阶段的子女和步入老年阶段的父母，因此该如何配合子女调整自己做父母的角色以及如何面对年老的父母重新定义自己作为子女的意义，成为了他们无法逃避的挑战。黄朗文曾以台湾家有青少年的中年父母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年父母的生活感受与影响，发现中年人生活感受可以分为三种，即“忧心未来感”、“不满现状感”和“亲子代沟感”，这三种生活感受显示出这些中年家长存在困于现状、担心未来和教养子女的诸多方面问题，其所承受的压力越大对心理健康的不良影响也越显著。（黄朗文，2007：439-471） 社会文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成人的生活经验，由于男性与女性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因此性别角色对成人发展的影响应该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Bernard曾指出，步入中年的女性由于子女多已长大成人，她们不再仅仅从照料子女中去获得自我肯定，因此有着较以前更强烈的发展自我、自我实现的需求。（Bernard，J.，1975）因此，在探讨成年人行为差异方面，除了需要考虑年龄因素外，性别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Shek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年女性的危机感往往高于男性。（Shek，D.T.，1996：109-119） （二）中年父母与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 随着与外界有更多的互动以及年龄的增长，青少年逐渐开始质疑以往家庭所给予的关系模式，因此如果父母依旧遵循以前那种与儿童的互动状态与青少年子女相处，青少年往往会挑战父母所规范的界限或抗拒父母的权威，甚至出现忤逆父母的行为，并产生出一种“既亲又离”的矛盾情绪。（张文新、王美萍，2006：868-976）面对此矛盾情结，父母如果太快放弃对孩子的控制权，迁就孩子的行为，可能会造成孩子似脱缰的野马，在以更快的速度突破父母所设下的规范与界限的同时，却不知该何去何从；相反，如果增加对子女的种种限制，又可能造成孩子更为“叛逆”的行为与对抗。（周晓虹，1999：16-29）因此，可以说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在中年与青少年的家庭生命阶段中，无论是对于中年父母还是青少年本身而言，都将处于一个充满矛盾与混乱的阶段，父母与子女实际上都需要重新省思彼此的关系形态并调整互动模式。 Umberson指出，比起家庭结构和父母自身状态等因素，亲子关系以及子女对待父母的态度才是影响父母身心福祉最为重要的因素，不少研究也发现，亲子间的正面互动有助于父母的身心健康，负面互动则反之。（Umberson，D.，1989：999-1012）此外，母子关系与父子关系强调的面向是不同的，Silverberg的研究发现，随着子女的不断成长，父亲的满意度也在不断的增加，并越来越以成为一名父亲为荣；而子女由青少年进入成人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于母亲子女将负起更多的角色责任（Silverberg，1996：215-254），由此可见，亲密与冲突是母子关系的基础，而引以为傲、潜移默化则是父子关系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就像现实中所呈现的那样：有些家庭亲子关系其乐融融、有些家庭总是争吵怒骂、有些家庭很少沟通、有些家庭父母爱的越深，子女逃得越远，亲子关系往往也表现出某种稳定性的特征模式，而不同的亲子关系类型对中年父母的生活感受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三）中年父母与青少年个体因素的影响 个人的健康、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子女的相关因素对中年人的生活感受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吴佳玲通过整理1993年至2007年间台湾地区有关亲职压力的研究后指出，影响父母亲职压力的个人因素主要包括父母的年龄、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就业情况、性别、职业等27项，子女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就学情形、社会行为等14项；同时进一步指出母亲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或社会经济地位越低者其亲职压力也越高，父母亲职参与程度越高者，亲职压力越低。（吴佳玲，2008：63-89）在将中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中发现，对于中年父母而言，健康问题、工作收入、婚姻状态等个人因素，以及子女健康、外在行为、成就表现等都可能成为中年生活感受的重要指标，且在影响作用上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