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在《存在与时间》第7版的序言中，海德格尔就已明确宣告：第二部分将不再补续。于是，该书终成了无法再续的断简(Fragment)。时至如今，个中缘由，依然是众说纷纭。本文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白《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分的第一、二篇完成之后，海德格尔接下来要做什么。在该书的最后，他点明：前面各项考察的任务是从缘在的根基处(即时间性)出发，从生存论一存在论上着眼于本真生存与非本真生存的可能性，阐释缘在的原初整体。“不过，缘在之存在结构的提出仍然只是一条道路，目标是解答一般存在问题(Seinsfrage überhaupt)”。①这意味着，《存在与时间》已完成部分就开始了20世纪30年代所谓的思想“转折”，即从“缘在”向“一般存在”或“存在自身”的转换。该书未完成部分就是要实现这个转换，而它的难以为继则是由于海德格尔认识到，如此地继续下去这个目标是达不到的。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本文试图以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时期(1919-1923)的思想为依据，以他此一时期所集中阐述的“实际生活经验”(faktische Lebenserfahrung)之前理论、动荡(Bewegtheit)特征为关节点，从学理方面来阐发和解答这个问题。 首先，《存在与时间》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持守着先验主义的立场、语言、方法和思路，从而无法彻底地以前理论的方式通达和理解以运动为基本规定的存在自身。在该书中，海德格尔明确指出：“通过胡塞尔，我们不仅重新理解了所有真正的哲学‘经验’的意义，而且也学会了使用解决这个问题所必需的工具。只要科学的哲学理解了自身，那么‘先验主义’就是它的方法。”②因此，该书的已完成部分试图根据康德和胡塞尔的先验主义方式来通达存在问题。一些研究者也确证了这一点。比如，布伦就曾指出：《存在与时间》在胡塞尔和康德的影响下已变得驯服了，海德格尔自己也看到这是一种偏离。③巴姆巴赫则认为，《存在与时间》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老新康德主义(old Neo-kantian)的令人奇怪的变样。④ 所以，虽然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一如既往地试图解构先验哲学，但他还是无法彻底摆脱它，以致阿尔维斯可以说：《存在与时间》的成功恰恰在于海德格尔脱离胡塞尔的企图的失败。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认为，《存在与时间》必须一会儿被理解为先验现象学，一会儿被理解为对它的批判，而后来著名的思想“转折”就表明了《存在与时间》中先验自我概念的不充分性。⑥ 海德格尔这种先验主义的立场，从他一再强调的“超越性”“视域”“可能性的条件”“结构”“图式”(Schemata)“先天性”等概念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像胡塞尔一样，他也在努力地追求一种“本质性的结构”。⑦他想要从对缘在的分析中获得的东西，就是缘在的生存论结构和绽出性时间及作为其所向的先天视域图式，也即使得存在论问题得以可能的普遍的、超历史的先天本质条件，并试图以之为框架来解释缘在。而这就意味着：恰恰是不变的先天结构使得变动不居的时间和动荡不安的缘在成为了自身!所以，“基础存在论”这个提法本身就是引人误解的，因为它似乎意味着要为各领域的科学提供一个牢靠的基础，因而生存论分析应当提供无时间的、不变的结构。克洛维尔(Crowell)因此而认为，“《存在与时间》可以被当作这样一篇论文来读，它关乎的是考察哲学认知之可能性条件的先验方法”，其“解释学的现象学依然是一种先验哲学”。⑧所以，虽然海德格尔像狄尔泰一样试图赋予“结构”以历史性的特征，虽然他在1925-1926年冬季学期的讲座中就已看到了“结构性的”(strukturm
βig)和“框架性的”(rahmenm
βig)之间的区别，虽然他是以形式指引的概念来表达这些结构的，但是，结构自身无论如何都已不是时间性和历史性自身，其中所蕴含的“不变”“固定”“普遍适用”等含义无论如何都没有也不能被完全剔除干净。也正因此，在《存在与时间》中，“历史性”这一概念是模棱两可的，在它是为所有时间性事件奠定基础的永恒和普遍的结构的意义上，它恰恰意味着“超历史性”或先验性。而且海德格尔也没有彻底地把“存在”和缘在的存在理解看作本质上就是历史性的，“世界”也被看作是准非历史的。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哲学”也不再是历史性的，不再有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境域。如布迪厄所言：在海德格尔这里，“对于历史与时间的存在论化建立了这样一种哲学的超历史真理，该哲学超越所有历史决定因素，并将此在的超历史真理阐述为历史性”。⑨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与时间》所说的“历史性”乃是一种虚假的历史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