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6)04-0041-09 一、问题的提出 以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标志，我国全面步入经济社会转型期，高等教育也迎来了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期间，毛入学率、办学规模、师资力量等主要指标迅猛增长，高等教育由此迈入大众化阶段。如此之快的增速不仅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范围内也鲜有先例，堪称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国奇迹”。 我国转型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奇迹是建立在经费投入增长基础上的。据统计，1992年全国高等教育经费为162亿元，而到2013年经费总额已达8178亿元，名义增幅高达50倍，即使去除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增幅也有17.61倍。①这反映了举国上下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根据谁受益，谁投入的原则，我国高等教育投入开始由政府、社会和受教育者个人等多个主体分担。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国家。1994年以后，高等教育开始收费，个人投入持续增长。与此同时，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迅速，社会投入也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自此，国家、个人和社会“三足鼎立”的多元化高等教育投入格局基本形成。但在此过程中，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的合理性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不少论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过高，会加重群众的负担，影响教育公平，因此高等教育投入结构不合理。 上述观点虽不无道理，但仍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高等教育的投入结构并非是静态不变的，而是一个随时间序列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因此，要评价转型期高等教育的个人投入占比是否合理，首先应对其演进过程进行全面的历史回顾和动态考察。第二，以往研究认为高等教育投入结构不合理，其理由是个人投入占比过高可能加重群众的负担，影响教育公平。这一判断反映了评价主客体间的价值关系，属于“价值合理性”评价，并未涉及个人投入占比的“历史合理性”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中，社会历史现象是否合理，不能仅凭个人价值期望判断，也不宜强求其完美性，而应视其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以不断提升的人类实践能力和生产力水平为基础的。因此，它将生产力和人的全面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尺度，只要某种社会历史现象能够促进生产力和人的发展，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②[1]同样，作为一种转型期影响深广的教育财政现象，高等教育投入结构是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历史表征，其演进过程是难以用偶然因素或个人意志来解释的。相反，它必定与转型期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关联。要全面评价转型期高等教育的个人投入占比是否合理，除了价值合理性外，它更需要历史合理性的审视。而要探究转型期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的历史合理性，就必须从转型期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探求高等教育投入结构演进的历史动因与必然性，尤其是要厘清个人投入占比与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之间的共振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就事论事的窠臼，深入理解这一教育财政史实。而这正是以往研究的欠缺之处。 基于此，本研究将重点探究转型期高等教育个人投入占比的演进进程、演进动因及其合理性这三个问题：首先梳理1992-2013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投入数据，借此考察个人投入占比的演进进程；然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厘清相关史实，力求还原历史现场的基础上，对其演进动因与合理性作出评判。 二、转型期高等教育投入结构的演进 首先确定数据起止年份和数据来源。本研究将数据采集的时间起点定在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进入经济社会转型期的1992年，终点则止于本研究所能获取最新数据所在年份的2013年，时间跨度共21年。其中，1992-1994年的高等教育投入数据出自当时的国家教委财务司发布的各年度《中国教育经费统计资料》，1995-2013年的高等教育投入数据出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各年度《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③。 其次是汇总统计项与数据。经查阅，《中国教育经费统计资料》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统计科目并不完全统一。按照最优兼容原则，最终形成“预算内教育经费”、“教育税费”、“学校创收投入”、“其他财政性经费”、“社会捐集资经费”、“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学杂费”(隶属“事业收入”下的二级科目)和“其他教育经费”八个统计项。然后汇总历年数据，整理出1992-2013年我国高等教育投入情况，见表1。 最后统计项归类，汇总高等教育投入数据。按照定义，“预算内教育经费”、“学校创收投入”、“教育税费”、“其他财政性经费”属于国家投入；“社会捐集资经费”和“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属于社会投入；“学杂费”属于个人投入。此外，“其他教育经费”和“事业收入”中的教学科研收入④均未明确投入来源，因而两者可合并计算，统称“其他教育投入”，本研究不予讨论。汇总历年数据，整理出1992-2013年我国高等教育投入规模与比例结构，见表2。将表2数据用折线趋势图表示，可得图1。 图1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投入约占高等教育总投入的九成，1994年高校收费以后，国家投入虽然绝对规模保持增长，但其占比逐渐走低，到2005年降到最低点(42％)；其后国家投入占比止跌回升，到2013年回升至约占六成，达到2000年前后的水平。与国家投入相反，20世纪90年代初，个人投入不足高等教育总投入的一成，1994年后个人投入占比走高，最高达33％；2005年上升势头首次被遏制，并逐渐企稳回落，到2013年时回落到25％，也恢复到2000年前后的水平。相比之下，社会投入占比除2005-2006年达到7％-8％的历史高位外，其余年份均在1％-3％之间徘徊，这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社会投入还非常薄弱。所以总体来看，转型期间，国家投入占比呈“高-低-高”式的U形波动，而个人投入占比呈“低-高-低”式的倒U形波动，社会投入占比始终在低位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