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16)03-0025-04 1979年，丁玲正式回北京复出后，已经进入人生的晚年阶段，但她却依旧留下了近百万文字，除了一些访问、发言日记和通信等，《风雪人间》《魍魉世界》是兼有文学价值、史料价值的两部回忆性自传。《魍魉世界》①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特殊三年”史实，丁玲对这一纠缠大半生的“历史问题”(即被国民党囚禁三年)做了详细地回忆叙述，成为管窥作者在特定时间里的精神、思想的重要渠道。《意外集》是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出版的丁玲作品集，包含八篇文章，前五篇文章是丁玲被囚禁后创作的，后三篇是丁玲发表于1933年被捕之前的文章。赵家壁在《重见丁玲话当年》中曾回忆起丁玲对《意外集》成集过程的说法：“当我提到此书时，丁玲同志用左手拍拍旁坐的郑育之同志说‘这个集子，完全是周文替我出得主意。当时我回到上海，正在筹划到陕北去，我的母亲在湖南，非常需要钱。周文就帮我把几篇东西凑成一个集子，还叫我写了篇序，送给良友出版了。’”[1]106陈明在《魍魉世界》最后一节也讲述了《意外集》成书过程：当丁玲逃出南京准备去陕北时，想寄些钱给母亲，但是苦于没钱，“周文建议把不久前刚发表过的《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陈伯祥》《八月生活》《团聚》等五篇近作汇编成集，如果字数不够，可以再把我被绑架后，左联朋友从我一堆旧稿中选出送去发表的《杨妈的日记》《不算情书》《莎菲日记第二部》等加在一起，就差不多了。”[2]99由此可知，前五篇文章是丁玲被捕时期的“当下”叙述，与事隔近五十年的《魍魉世界》有关叙述形成可“对照”阅读文本。 《意外集》出版之初，就有论者注意到丁玲写作的变化：“经过风波的作者，观察人生更加深刻，描写人生亦更加细致”。[3]27-28此后，有学者从无产阶级作家立场、左翼文学方向、阶级矛盾与社会现实等层面对《意外集》进行分析，有学者结合丁玲创作道路，认为《意外集》“在丁玲创作道路从左联前期向陕北前期的演变过程中，有其特殊的意义。深入分析作者在这些作品中流露的思想、感情，可以发现，它在较大程度上对其左联前期以《水》为代表的创作路子作出了调整，同时开启了陕北前期个性化创作的先河”。[4]123本文将《意外集》和《魍魉世界》还原到具有时间跨度的历史语境中，通过两种文本的相关叙述“对读”，分析从《意外集》到《魍魉世界》的叙述变化，追问这种变化的深刻动因，从两种文本的张力中探究丁玲晚年写作心态。 《意外集》是1933年至1936年的文学写作，《魍魉世界》是丁玲晚年时对1933-1936年生活遭遇的回忆性书写，前者写于民国时期的南京，后者写于建国后的北京，时间相距近五十年，空间跨越南北，人生几度起伏，现、当代社会巨变，但丁玲所特有压抑、痛苦、无助等情感基调延续不绝。这种情感基调从《莎菲女士日记》开始，一直延续到晚年丁玲的回忆。 《魍魉世界》中，丁玲用痛苦、无助和迷茫的心情，回忆了“特殊三年”的生活以及情感变化，回忆中的情绪犹如莫干山的冬天和荒凉的苜蓿园：“这里虽然没有那阴森恐怖的场面来威胁刺激你，但前途也确像高山上的深秋一样，凉飕飕地等着暴风雪的来临”，[2]41苜蓿园也是“荒村里的一座草庵”，丁玲奄奄一息地蛰居在那里，等待国民党宰割。在国民党的神经战下，丁玲敏感虚弱的神经已经快支撑不住了，她痛苦地意识到：“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了”，生了蒋祖慧后，她的心境更是像“掉进了枯井那样幽暗与悲伤”。[2]63 即使起初丁玲在《意外集》自序中说“这是我自己最不满的一个集子”“这不是一个好的收获，却无疑的只是一点意外的渣滓”，[5]25但还是不能否认《意外集》的文学价值，它延续了“莎菲”式无助、痛苦与绝望。其中无尽的菲菲雨雪、寂寞无力的炊烟、灰色蒙蒙的天空和肆虐的狂风，传达着丁玲“处于黑暗中”的诉说。后来，丁玲在《魍魉世界》中又说到《意外集》是在烦躁、不安、焦躁心境下“用心用意”的写作，“我本来是写文章的，是作家，只能透过自己的文章发出信号。于是我努力振作起来，拿起了搁置了两年多几乎生了锈的笔，我沿着自己的创作路子，用心用意，写了《松子》，接着是《一月二十三日》《团聚》等”，[1]75浸透了丁玲真实创作情感，体现了其内在稳定的创作格调。可见这部《意外集》并不是丁玲所谓的“渣滓”而是“意外”的收获。 《意外集》前五篇以不同视角展现同一狭小空间内的故事，弥漫着同一暗淡、压抑、无望的精神气味。松子没有勇于反抗，没有追求自由，没有安全感，他只有恐惧、孤独，只能遁入黑暗之中。丁玲笔下的穷人们不是敢于奋起的，不是革命的力量，他们是无望的，挣扎在生死之间，只能永远囚困在灰蒙蒙天空下、菲菲雨雪中。这黑暗并不是黎明前的黑暗，不是末路上崛起的过程，而是永无止境的黑暗。“沿着自己的路子”首先是“莎菲”那种压抑、徘徊的精神困境，“作品中那种默默无言的暗淡的精神世界，是丁玲天生的自由的、反抗的灵魂受到压抑的结果”，[6]250丁玲精神、肉体受到双重束缚，让丁玲“五四”时期的自由精神、反抗精神受到抑制，造成压抑、扭曲的叙述话语，沉陷于精神囚困的表现，而失去救赎意识和抗争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