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影响着写作。阅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写作的高度。由一个人读过什么样的书，大体可以判断他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有些作家写作能力低下，语言粗糙无味，究其缘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读书太少太浅。 孙犁是风格最为鲜明和成熟的当代作家之一。这得益于他在读书上的认真和努力。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像孙犁这样用心读书的作家并不多见，像他这样尚友古人、出入经史的作家就更是难得一觌。 他的阅读选择和阅读方式，前后大有不同。在青年时期，他的阅读属于不自觉的被动阅读，唯一时之风尚是趋，所读作品，非“新潮”即“左翼”，非常驳杂。到了晚年，他的阅读意识渐趋自觉和主动，只读那些与自己的个性、趣味和心境接近的作品，那些“会己”的作品，而对“异我”的作品则了无兴趣。 《史记》是孙犁晚年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的作品。对他来讲，司马迁无疑是最能促人向上、给人力量的文化巨人，《史记》则是最能助人安顿身心的伟大作品。他读《史记》，不单是为了欣赏文章之美，也是为了寻求人格上的引导和精神上的支持，即他所说的：“能安身心，其唯书乎！”①孙犁热爱司马迁，常常引用他的话以自励和自况。“文革”期间，世路艰难，生不如死，但他最终还是选择活下去。他引了叶赛宁的话：“死是容易的，活下去是艰难的。”②接着说道：“我等宁可相信司马迁，不可信叶赛宁之言。”③他说，一切事情，自己都看得很淡，“对于儿女们呢，我也不看得那么重，就像司马迁对朋友说的”④。他醉心于《史记》，反复摩挲，从容含玩，多有议论，写了长长的读书笔记。然而，即便对《史记》的阅读，孙犁亦有“会己”和“异我”两种反应模式。 在当代作家中，孙犁属于水气氤氲、荷香弥散的婉约派。他在写作上的细腻情感、温柔态度，视女性亦不遑多让。才华不俗，自初中时起，他就志在文学，笔耕不辍，十六岁开始，就时有作品发表。爱读书，悟性亦在中常之上，唯阅读兴趣，多随风潮转移，用孙犁自己的话说，就是“青年读书，总是顺应时代思想的潮流的”⑤。在那一代文学青年中，思想常与时变，精神植根未深，实在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从小学开始，孙犁的文学教育，已有趋新而去旧的倾向。1981年，他在《与友人论学习古文》中说：“承问我学习古代文字(学)的经验，实在惭愧，我在这方面的根底很薄，不能冒充高深……我进了高等小学。在这二年中，我读的完全是新书和新的文学作品，父亲请了一位老秀才，教我古文，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因为我看到他走在街头的那种潦倒状态，以为古文是和这种人物紧密相连的，实在鼓不起学习的兴趣。”⑥他说自己的“古文”，“只能说是中学的程度”⑦，似乎并非谦语。喜新厌旧，厚今薄古，一时风会如此，原不足怪。然而，由此亦可得知，孙犁这一代作家既是新文学的受益者，也是它的“受害者”。他们的阅读范围更广，眼界也因之更开阔，但是，新文学对旧文学的排斥和否定，也造成一代中国作家文化血脉的断裂，造成他们精神空间的逼仄和表达能力的退化，将孙犁一代与鲁迅一代进行比较，便可发现这些问题的存在和严重。 孙犁回忆自己中学时代的课外阅读，内容多至十项：读报纸、读杂志、读社会科学、读自然科学、读旧书、读文化史、读小说散文、读文艺理论、读文字语言学、读人生观和宇宙观方面的书⑧。在写于1990年的《我的史部书》中，他这样说道：“我在青年时，并不喜好史书。回想在学校读书的情况，还是喜欢读一些抽象的哲学、美学，或新的政治、经济学说。至于文艺作品，也多是理想、梦幻的内容。这是因为青年人，生活的经历，都很单纯，遇到的，不过是青年期的烦恼和苦闷，不想，也不知道，在历史著作中去寻找答案。”⑨在这一阶段，他也曾接触到《史记》：“余在中学，初读《史记》，购商务《史记菁华录》一部，亦未通读，于抗日战争中，遭敌抢劫，遗失。”⑩《史记》岂易读哉，岂易知哉！要想理解《史记》并认识其价值，先得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知识储备。在涉世未深的青年时期，提不起阅读《史记》的热情，也属很正常的事情。 总体来看，在中学阶段和青年时期，孙犁对当时流行的新文学、苏联文学和左翼文学兴趣盎然，而对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则比较隔膜。终其一生，他在文章和谈话中很少提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欧美国家的文学。俄苏文学，尤其是其中抒情风格的作品，对他影响甚大，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我在文学方面所受的教育，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俄罗斯和苏联那里来的。这也是鲁迅先生教导的，他介绍什么，我就学习什么”(11)，“我庆幸：虽然幼稚，但很早就受到了它的阳光的照抚，吸引和推动”(12)。在新风如熏的氛围里，他也许曾游心寓目于中国古代典籍和“旧文学”，但却因其“异我”的性质，难免会觉得格格不入。在写于1949年的《学习问题》中，他这样说道：“我们是在旧社会长大的，并且受到多年的陈旧的文学的教育，这些旧文学，不只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也影响着我们的情绪，更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语言……我们所受的陈旧的文学影响，有封建主义的，有资产阶级的，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为艺术而艺术、颓废悲观的成分。”(13)年轻人一旦存此偏见，他的文化吸收力和包容力，就难免有限，对待“旧文学”的态度，也就不可能是理性而宽容的。 高中毕业后，孙犁因为家贫，未能继续深造。后来又遭逢战乱，大好的读书年华都在不遑宁居的战争风雨中度过。中年以至晚年，身体的疾病和社会的动乱，也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困扰：“(一九四九年)进城以后就是两件大事：一个是我得病；五六年得病，在外面养了几年病；一个是‘文化大革命’。”(14)他像司马迁一样，偶因说了一句诚实的错话，得罪了一个看大门的，后被此人整得很苦。他被推到高台上批判：“配备上两个红卫兵，把胳膊挟持住，就像舞台上行刑一样，推搡着跑步进入会场。然后是百般凌辱……我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当天夜里，触电自杀，未遂。”(15)在干校，“两个穿军服的非军人，调查田间的材料。因为他抄着手站着，不回答他们的问题，结果手被抓破，不得不到医务室包扎”(16)。他屡遭迫害和折磨，精神苦闷，心态消沉，因此，所读之书也随之偏向中国古代典籍，对那些“意皆有所郁结”(17)的作家的作品，兴趣更浓，阅读热情更高：“从我病了以后，新书就读得少了，从病了以后，我就开始买旧书，你看，在我吃饭的那屋里，两个大柜子里边，全部是这个。有几柜子线装书。我买来呢，就得翻一翻，买以前，得查一查这书是什么内容，我也增加了一些版本的知识，关于那些作者，他的传记，书的提要，也得读几篇。弄了好多年，把时间消耗在这上面，从读新书到读旧书，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我看历史上，特别是从五四以后，走这个路的人很多。这也可能是一种倒退，也可以说是复古，也可以说是一种没落，也可以说是什么别的，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18)显然，所谓“读旧书”，对他来讲，绝非趣味的变化，而是意味着心灵的变化，甚至有着精神治疗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