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陌生人形象背后的族裔身份与中国意识 张爱玲普遍被视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沪港社会最有力的表现者，在众多擅写沪港社会洋场人物的小说家中“更深刻也更完整”，是“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①她在《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桂花蒸，阿小悲秋》《倾城之恋》《连环套》等一系列小说中塑造了一群生活于沪港社会的异族陌生人形象：乔琪、吉婕、萨黑荑妮、哥儿达、汤姆逊、雅赫雅等，这一系列人物群像构成了华洋杂处、新旧交错的殖民地环境，成为后来的读者了解20世纪沪港社会的文学档案，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认识价值。在此基础上，更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张爱玲是如何借由本族与异族共处过程中的冲突、关系与结局等小说元素来传达自身的族裔立场与文化情感，这一点过去未曾得到足够的注意和深入的辨析。如果我们以客观态度认识到二战背景中的中国及中国人处于被侵略被殖民的危机中，那么就不难理解张爱玲笔下的中国意识普遍带有痛苦乃至妥协的情感特性，这一特征正是时代苦痛与民族灾难的客观呈现。然而，也正是这一特性使张爱玲的小说看似带上了逃避现实与规避责任的先天局限性，她显得不够超越和伟大：“于是她便决意逃避崇高宏大的叙事而钟情于凡俗人物庸常生活的描写。”②对张爱玲小说所寄寓的立场与情感的认识，将影响甚至决定我们对其创作成就与限度的评价：一个主流文学之外的风月小说家，或一个疏离于族裔之外的有才的道德缺陷者？在众多观点中，这样一种思路值得参考：“张爱玲的散文与小说，在上海与香港当年被英国强占期间体验虚华表征的背后，隐含着深沉的象征的危机感。”③这一思路有助于我们更加注意张爱玲小说中异族群像背后所寄托的寓意，也许可以对过去悬而未决的局限性问题作更具体的辨析。 事实上，已有论者注意到张爱玲小说在深刻表现二战中国这一世界范围族裔竞争性历史过程的独特价值。“当她在小说中描写了众多的外国人、混血儿形象时，她不仅仅是在真实呈现香港、上海的‘洋场’生态，更是在借助于异族和他者形象探寻小说主人公的身份。这种探寻实际上也在探寻着自我。可以说，张爱玲笔下的他族形象是具有(民族)文化意味的。”④ 回到文本，仔细辨析，张爱玲对族裔身份的寻找主要表现于三种途径。 其一，对殖民地社会种族偏见及歧视所致痛苦的揭示。《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从上海到香港的清白女孩葛薇龙最终臣服于血统极为复杂的浪荡公子乔琪，沦为他赚钱的工具和感情的附庸。故事冲突与人物悲剧的土壤正是种族偏见的社会心理，小说借混血女孩吉婕之口说出殖民社会的残酷真相：“这儿的白种人哪一个不是种族观念极深的？这就使他本人肯了，他们的社会也不答应。谁娶了个东方人，这一辈子的事业就完了，谁是那么个罗曼蒂克的傻子？”小说结尾处，薇龙在乔琪眼睛的反射中看到自己可怜的影像，这一富有象征性的画面仿佛是殖民社会种族落差的深刻隐喻。其二，对异族陌生人之劣根性的鄙视与嘲讽。《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仆佣阿小如地母一般打扫着流落于上海的白俄男妓哥儿达的家，并对其肮脏混乱小气的脾气予以犀利的审察与批判。《连环套》这样描写生活在香港的外籍官员米耳先生那可笑的骄傲：“头顶已是秃了，然而要知道他是秃头，必得绕到他后面去方才得知，只因他下颌仰得太高了。”在官僚习气深重的中国语境中嘲讽外族人同患官僚病，其暗示意义明显，作者以人性眼光说明某些劣根性非中国独有以此超越种族自卑。其三，对族裔情感与本族文化身份求而不得之痛苦的表现。《倾城之恋》中，流落英国多年的华侨私生子范柳原看上离过婚的上海没落贵族小姐白流苏的传奇故事看起来不可思议，连自流苏的家人都觉得她中了头彩捡了便宜。但这其实容易解释，范柳原看上白流苏的原因是“中国情调”，这中国情调满足的是范柳原作为流浪华裔的文化缺陷的深层心理。当他发现中国闺阁小姐的骨髓中早已为上海商业社会的金钱意识所侵染，他对中国身份的追寻以深重的失望而告终。浅水湾的那一道“墙”所隐喻的，除了经济、性别的阻隔，最大的阻隔是：一个流落英国的华侨后裔对中国罗曼蒂克的幻想与一个挣扎于衰落中国的贵族小姐只想寻求经济安全之间的巨大错位，那是一个再也找不到回不去的温柔敦厚的古中国，张爱玲借范柳原之口说“执子之手、与之偕老”这样不符合范柳原人物身份的古语，实质是作者借范柳原之口叹出她对传统中国土崩瓦解的唏嘘之感。 当然，张爱玲对宏大主题的兴趣是有限的，她的兴趣在于日常的生活和凡俗的个体，表现个人在时代面前的惶惑和对于安全感寻求的失落。“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⑤张爱玲用她的方式显示出迂回地驾驭宏大题材的别一种文学可能性，她本不想写时代纪念碑，却在无意中勾勒出一个时代纪念碑的清晰轮廓。深刻表现20世纪本族与外来移民、被侵占者与外来侵略者的共处与冲突，在这样的文学序列和谱系中看待张爱玲的小说，对于我们更加深入而本质地看待张爱玲与时代、族裔和中国书写的关系意义重大。如学者周蕾所言：“我们必须严肃看待张爱玲作品与‘历史性’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如此的张力提供了看待历史的另类方式，以抗拒情感的纪念碑式结构(monumental structures of feeling)的诱惑。”⑥ 二 《连环套》的真实性与语境问题 表现殖民与战争环境中国人的苦痛、妥协、凡俗人性与庸常生活，这是张爱玲小说的关键词。然而，从登上文坛一开始对其文学的发生场与价值立场的质疑一直没有中断。“在日本占据上海的最后两年期间，现代中国文学无法从政治上获得激励时，此时的张爱玲却达到了事业的巅峰，这是很讽刺的一点。”⑦回到小说，我们试从一个具有典型意义、值得慎重探讨的文本《连环套》入手，看是否有可能重新具体地辨析文学与时代这一话题。 《连环套》1944年1月在《万象》连载起，就伴随着各种批评性争议，最初的质疑出自傅雷的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并很快引发了张爱玲谈创作观的文论《自己的文章》。时隔三十年后，张爱玲于1976年在美国给台北《联合报》副刊所写文章中对于这个长篇的写作明确表示后悔：“《幼狮文艺》寄《连环套》清样来让我自己校一次，三十年不见，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这些年来没写出更多的《连环套》，始终自视为消极的成绩”。⑧1984年，作为当事人之一的《万象》主编柯灵所写的《遥寄张爱玲》一文重提此事此文：“《连环套》的中断有别的因素，并非这样斩钉截铁”，并说：“经过迢迢四十年，张爱玲本人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批评。”⑨既然作者本人都表示否定，似乎此文的价值就此已可盖棺定论尘埃落定。 综论之，《连环套》的价值只有在后殖民的意义上才能得到理解，无论题材或主题，不可用读《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的方式去阐释《连环套》。《连环套》讲述女主人公霓喜从广州乡下的养女成为香港繁华都市中三类移民妻妾的三段故事及各种混乱的小插曲。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对《连环套》的质疑重点是真实性与主题问题：“人物的缺少真实性，全都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⑩张爱玲随后在《自己的文章》里说：“在那作品里，欠注意到主题是真，但我希望这故事本身有人喜欢。我的本意很简单：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11)张爱玲说“既然有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故事和人物并非虚构，男女主人公霓喜和雅赫雅均有人物原型。三十多年后，张爱玲在《张看自序》(1976年)中说明原委，回忆了她在香港和上海分别见到的男女主人公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