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作家有时会留下些小作品。一方面，因作家之大，小作品并不因此减色反而更加耐人寻味；另一方面，绝佳的小作品更彰显了作家之大。现代汉语写作中，张爱玲的《爱》大概属于这类小作品。《爱》全文不足三百字，文体上究竟是散文还是小说也不够分明，但发表至今70余年间，它也许是被阅读次数最多的张氏文本。全文如下：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① 一、时间换取空间：叙述的构成 跟所有优秀的文本一样，这个故事具备极为复杂的矛盾对立元素——用张爱玲自己的话，大概属于“参差的对照的手法”，②这些元素相互牵扯、(英美新批评意义上的)含混，形成艺术必不可少的张力，使得其语义和情感内蕴都较为丰厚饱满，并不因为其短小而显单薄。 其实，“爱”这个题目过于宏阔的危险，张爱玲并非不知道：在同时期写作的《谈跳舞》中就说到类似的、关于母爱的话题：“母爱这个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敬重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其实有些感情是，如果时时把它戏剧化，就光剩下戏剧了；母爱尤其是。”③明知如此，张爱玲还是写了一个比母爱更宏阔的主题，直接标题为“爱”。所谓艺高人胆大，张爱玲大概自知有规避滥调文章的手段。 不妨更细致地看看故事叙述的技艺层面，故事究竟是如何被讲述的。对于熟悉张爱玲生平经历的读者而言，这一点也许一开始就令人感兴趣或者疑惑：对于一直生活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殖民地香港乃至后来海外的作家张爱玲，她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成功地讲述中国的乡村爱情故事？毕竟，故事开篇于“有个村庄……”文学界对有关乡下人进城的叙述具有持续的研究热情，而对作为城里人的作家如何想象乡村却少见关注。张爱玲的《爱》也许还可以顺便提供一个绝佳的观察对象。 简单地说，张爱玲暗地里选取了古典文学尤其是诗歌中最基本的一些爱情书写元素，加上标题“爱”的明确指示，最终近乎完美地达成了有关乡村青年男女情爱的叙述。 按照一般理解，城乡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简约为现代与古代之间的关系。上海从开埠至张爱玲此文写作的1944年，期间大约经过了100年，而民国建立至此也有30余年时间，其间还经历了1927-1937年十年的所谓中国资本主义黄金发展期。这首先意味着，此时的上海与曾经的古代中国社会已经颇为不同，否则难以想象张爱玲对“爱”这个主题明显具备现代意识的处理(详后)；另一方面，此时的上海，离开古代中国社会其时未久，如果考虑到写作本身的滞后，那么故事的实际发生时间应该距离上海的开埠时刻更近。因此，即使作为现代的上海人，张爱玲与她的读者依然能够和历来的古代中国人共享绝大部分的传统文学文化资源(比如说乡村、爱情想象)。也就是说，古代文学文化中有关爱情的想象与描写在此时张爱玲的乡村故事叙述中还派得上用场。因此，细读之下不难发现，这个故事中有关乡村、爱情情景的描写，经过简约之后可以说主要由以下元素构成：村庄、小康之家、女孩子和年轻人(她和他)、媒人、春天、晚上、桃树、月白的衫子、后门口，等等。 这些元素在书写情爱的古典诗歌和《爱》这个故事里如此重要，作者甚至愿意为突出它们以至于不惜铤而走险——故事篇幅太小，任何的重复都会挤占极为宝贵的叙述空间——张爱玲把这些元素再次简化以获得高亮的效果：当年的那个女孩老了的时候，还念念不忘的恰恰是“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春天、夜晚、桃树、青年男女，这些基本元素在古典文学传统中出现得如此频繁，以至于汉语读者根本不需要知道它们的来处，它们已然化作了对中国古代社会青年男女爱情场景的惯例想象。从《诗经·桃夭》中的桃之夭夭，到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人面桃花相映红”)、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从事件的叙述到情感乃至生命的喟叹——甚至，故事结尾“千万人”和“千万年”的感叹跟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也都何其相似。事实上，只要写作者铺排完这些基本元素，汉语读者就会触动情感的开关，自然地滑向这些元素在传统书写中的惯例意义。也许加斯东·巴什拉是对的：“我们从来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我们总是一部分的诗人，我们的情感或许只能用逝去的诗歌来翻译。”④ 当然，这也意味着张爱玲在这里的写作相当取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