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沈从文的理解，“文化”是一时一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方式。在文学中表现丰富多样的区域文化，显示它的独特性，显示此间人们的所思所想所做，表达更广大地域的人的精神及人性，正是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贡献。其区别只是，有的是从现代文明脚步走得快一点的地区来讲述中国，如茅盾；有的是从现代文明脚步来得缓慢的地区看待中国，极端的且文学成就不可小觑的，如萧红之于北疆，如沈从文之于湘西。 沈从文文学中的湘西文化可用以下三点来概括。第一，它是与现代文明保持一定距离又足以作为参照的荒僻区域的文化。参照是互相的，两者平等。荒僻文化与发达文化在文学中无所谓先进与落后之分，只看表现得美否，美就有价值。《三三》里那个碾坊少女纯情、天真、美丽，白裤白鞋病态“少爷”有城里知识人的优势。《萧萧》里的萧萧固然是懵懂地自在地生活着，而多次写及的“女学生过身”“过路”，让萧萧“做梦也便常常梦到女学生，且梦到同这些人并排走路”，这近乎是一种文化暗流的冲击。第二，它是沉淀着鲜明的先民生活样式的、传统深厚的民间文化。已逝的传统往往积淀在民间，这里自然有健康或低俗之别，但并非总是那么泾渭分明。《牛》里的人牛对话是基于湘西人擅长从自然界感受神鬼面影，因爱牛而引发的幻觉。于是这人和牛仿佛都回到了往昔年代，互相体味着对方的悲苦，除社会性的揭示外，也暗含了保护生态的传统积极因素。民间积累的传统文化不能被全盘吸收，沈从文也不是让我们回到“化外”，而是要人们注意“化外”环境仍活跃着的健康生命态度。由于我们曾经历过一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非正常日子，对待民间传统的虚无态度现在终于遭到惩罚，当下便见到一个最无锐气的、最无想象力的折中年代。沈从文的文学经验可供我们警醒。第三，它是天真未泯的以苗族、土家族为主，且融和了汉族的质朴如人类童年期的少数民族文化。《会明》《虎雏》《灯》里的湘西土著，包括老兵、小兵与水手，他们都有粗蛮的外表、粗鲁的行为，但丝毫不能掩去其依然保有童真的一面。他们不被现代都市接受，自己也拒绝现代都市，是一悲剧；但他们具有的诚信、侠义、无机心的性格，是人类过去普遍存在的，就如人类童年期留下的文化遗产希腊神话一样，保有永恒的价值，至今还能补当下文明之不足。 如果从文化角度来呼应沈从文文学本身，我们可以看出他文化品质的特殊之处。沈从文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物质性的文化底色充盈，但最终达到仰视“神性”的极致。这种“物质性”就是湘西人日常的食、色等生活表现，不含贬义，是人类不得须臾离开的基本面貌。神性是最高人性，是物质性和美、爱高度结合的产物，即“神在生命中”(《美与爱》)。这也正是他的文学理想：“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希腊小庙”祭供的是现世的、欢愉的原始本性(酒神精神等)，故沈从文的文字关切俗世，描摹琐屑细节(有时加上暗示、象征做补充)。在湘西文化里面，“神性”并不难追求，普通人“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美与爱》)就会有体验。此外，沈从文文学显著的特色是强调湘西文化中的“常”和“变”，不是“新”与“旧”。“新”“旧”界限在他那里是比较模糊的，而主要描写的是湘西生活的平常态，生命方式里的“常”数，古老而常新。哪怕是最传奇的故事，如《传奇不奇》中写的是绑架私奔、火并的事例，荒谬而惨烈，但背后起作用的仍是千百年不变的乡间族姓矛盾，使用的还是“万千年渔猎耕耘聚集得来的智慧知识”。所以到故事的末尾，叙述人自己出来说：“想不出还有什么‘人生’，比我遇到的更自然更近乎人的本性。”(《传奇不奇》)这种湘西故事的“常”，还包含了沈从文文学里面民族文化的隐蔽性，其在历史上曾经遭国家压制与掩盖。湘西内部民族和家族之间除相互友善外，还存在“结怨影响到累世”的情形。乡村里有“长期统治者”“佃户”“游离分子”“小土豪”“游民土匪”等各阶层的人物，由各种利益驱使，时常进发戏剧性极强的事件，堪称文学的绝佳材料。但在沈从文眼里仍是太阳底下无新事，如《巧秀和冬生》经巧秀母亲被沉潭的历史讲出当地一部文化史，最后归结为“历史上固定存在，无不依旧存在，习惯上进行的大小事情，无不依旧照常进行”。这里就有一股隐痛，朱光潜说沈从文全部作品有“沉忧隐痛”在里面，是知人之论。 历来左翼批评沈从文的理由之一，都是说他的文学表现出历史的倒退性，是向后看、回头看。苏雪林最早读出沈从文作品的宏大题旨，在《沈从文论》一文中，抓住“雄强”和“柔弱”的对立意象，提出“民族性补充说”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与沈从文自己提出“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的创作主旨(《〈长河〉题记》)也很一致。我们于长时期形成的观点，好像左翼文学完全推拒“人性”和“美”的描写(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左翼文学是丰富复杂的，不应简单化)，而非左翼的文学似乎只写身边琐事，完全与社会学意义的题旨无关，实际并不是这样。沈从文的文化见解就十分高明，他知道一个民族已消失的东西其中也有值得保存并作为重造因子的，所以他文学的文化层面意义，在此都指向地方民族性的重造，而且由湘西民族性的重造通向全民族性的重造。 《灯》《虎雏》等的显然用意，是要从湘西民间的底部汲取健康的、有力量的部分，来作为新的民族性重塑的原料。这不仅是沈从文一人的趋向。我们看汪曾祺的《异秉》《鸡鸭名家》一直到新时期写的《大淖记事》，也是自觉地在发掘地方上(汪曾祺是苏北)底层民众性格中的健康成分，诸如向善、轻利、守诚、同情心、简单执着等优良品德，一般都指向正在被现代文明剥蚀、破坏的内容。此为京派传统，包括废名的诗化小说如《桥》等表面写小儿女的纯情，正是以人情日薄、尔虞我诈的现实世界(并未写出)为对照物的。除了挖掘民族深处的美丽，沈从文也有专门揭露民族丑陋的作品，如属于湘西古老习俗一部分的沉潭、跳刀山、求巫、放蛊、落洞、刽子手杀人等描写，有的结合人物命运有显著的批判指向，有的稍稍模糊却被作者做了现代心理学的重新阐释。像女性“落洞”的变态心理和社会压抑的双重分析(见《凤凰》)；刽子手旧时杀人和当下杀人的时空错乱及急剧易位，造成他直通现代版的疯狂戏剧性演出(见《新与旧》)。意味深长的是，沈从文笔下总是在暗示我们，许多恶俗丑陋的文化现象是古今中外不变的，它们几乎是人类身上的脓疮，是改造各民族消极丑恶面所要共同面对的。 此外，我们也要看到沈从文对地方民族传统肯定和否定皆有的复杂交错态度。《黔小景》里的荒凉诗意最终便遭到颠覆，你不知道是欣赏它好，还是远离它好。湘西当地的宁静幽远和停滞不前在这里成了同义词。《箱子岩》写的那个见过外头世面的担任“什长”的“跛脚青年人”，似乎是改造乡里的唯一人才，但他所持的“旧式治疗方法”被作者评价为先用毒药让湘西社会溃烂到底，然后才希图让新肌肉生长。但是，眼前这个“跛子”每日里时时刻刻在做的，恰恰证明他只能是个“可以溃烂这乡村居民灵魂的人物”，给人的印象“异常恶劣”，却又不得不寄予希望。旧肌肉还在疯长，新肌肉在哪里呢？作者在文中插入多处议论，指出湘西民众懂得“与自然妥协”(中国文明是深悟“妥协”的)，也懂得“游离历史”，超然物外和超然人事外的态度便造就这种并不清醒的妥协性(没有外来文明的对照就无从醒过来)。这个时候，湘西文化的美丽仿佛褪色，沈从文提出的放弃“妥协”，“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均见《箱子岩》)，已是对湘西民族历史持既批判又保留的双重立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