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因在战争期间与敌伪合作，周作人被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在周作人身陷囹圄期间，俞平伯曾致信胡适，希望他能够“为国爱才”，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使国民政府法院“薄其罪责，使就炳烛之余光，遂其未竟之著译”。①在命运急转直下的时刻，周作人在翻译方面的才能，竟被友人看作转圜的希望。 三年后，周作人提前出狱，回到北京。几年的囚牢生活让这位昔日的名教授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不再有“拿钱吃饭的方便”。此时，为一家老小生活计，他必须“认真的考虑我所能做的工作了”，最终，“想来想去，勉强地说还是翻译吧”。②随即，他开始翻译《希腊的神与英雄》。翻译由此成为周作人在建国后安身立命的根本。 由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在新的人民政权对翻译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造的背景下，周作人的译者身份、翻译对象都显得十分特别。而他也在专业领域内努力地协调自身与时代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其在大时代转型中思想和精神的复杂性。 一 体制外的“为公家译书”者 在新的人民政权下，周作人决定依靠翻译谋生。但此时要做一个自由译者，已不像从前那样简单。 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全国的文化事业都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转型。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出版工作需要统一集中，但是要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走向统一集中”的指示，并由此开始对出版业进行公私合营改革。③随后，在1949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出版委员会组织召开的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新华书店总编辑胡愈之指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使出版作由分散走向集中，由面对局部趋向面对全国；使新华书店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统一领导、集中经营”④。这样，随着对出版业的全面接管和改造，出版机构将逐渐成为国家的事业单位，在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地经营。自由译者的生存空间将受到限制。 与此同时，翻译界也开始了“组织化”、“计划化”的改造运动。在上海解放前夕，董秋斯、巴金、吕叔湘、冯雪峰等人就预见到“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有团结翻译工作者从事有计划有组织的工作的必要”⑤，于是成立了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并创办了《翻译》月刊。而“有计划有组织”这一提法，随着董秋斯被调往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局而被带到了北京，作为改造翻译业的基本方针，在全国加以推广。 人民政府对翻译业的改造，第一项措施便是成立翻译局。翻译局隶属于出版总署。该署成立于1949年11月1日，其主要功能是接替中共中央出版委员会，负责全国的出版事业。首任署长为胡愈之，副署长为叶圣陶和周建人。其下辖的翻译局，由沈志远担任局长。关于翻译局的使命，胡愈之曾说： 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工业化和经济、文化建设，我们需要大量吸收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以饲育我们的建设工作干部。为了我们祖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部门的建设，我们翻译工作者的面前放着很多工作要做。 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当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的时候，就设立了编译局(应为翻译局——引者注)这个机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进和发展翻译出版工作。⑥ 翻译局的使命就是“改进和发展翻译出版工作”。而为何要对翻译工作进行改进呢？很明显，人民政权下的翻译，与过去已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为“即将到来的工业化和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的重要部门。 当时对翻译业的改造，最基本的方针就是改变翻译业“无组织、无政府”的状态，实行组织化和计划化。不少翻译工作者都希望在出版总署翻译局的领导下成立全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虽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但事实上翻译工作者已经结束了一盘散沙的局面，因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学校、人民团体的机构，有许多设置了翻译部门”⑦。绝大多数翻译工作者都转变为了国家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而不再是文化市场上的个体户。为此，有人说：“今天翻译职业，我想绝不会有失业问题的发生。”⑧ 在翻译工作者被组织起来后，翻译工作则遵循“计划化”的原则进行。所谓“计划化”，根据沈志远的解释就是：“对于全国翻译工作者，我们需要从经常的联系中去了解他们的人数、能力、专长、工作情况、译作时间等等，藉此可以统筹全国的翻译力量，按国家的需要来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俾收分工合作之效，而避免重复浪费之嫌。”⑨在这一背景下，作为自由译者，不是接受政府指派，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来选择翻译对象，又要让翻译作品能够被国家“统一领导、集中经营”的出版机构出版，以换取稿费维持生计，就显得不太可能了。 与此同时，周作人不光彩的经历，又使他很难像其他翻译者那样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被体制接纳。1949年，在周作人回到北京后，友人孙伏园曾委托沈钧儒向毛泽东打听人民政府对周作人的态度，得到的答案是：“他应该公开检讨他的错误”，“只要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就对他宽大了”。⑩随后，11月17日，北京市最高法院曾传他问话，到11月28日，又来人调查八道湾的房产。1951年2月，周作人曾上书毛泽东，检讨在北平沦陷期间出任伪职一事，随后又致信周扬，希望获得人民政府谅解。不过，1953年12月，法院还是褫夺了他的政治权利。他也被禁止以周作人这个名字发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