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能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文学问题。我今天的讲题是“作家的境界”。 在大学里面接触文学已经有几十个年头，从197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跟文学打交道。92年以前一直在做现代文学，那以后开始留意当代文学，写的第一篇评论似乎是关于王朔的，接下来写了不少当代文学的文章，发在《大家》、《上海文学》、《钟山》和《山花》之类的杂志上面。98年以后情况有了变化，我到国外去待了一段时间，没怎么接触国内的文学，兴趣逐渐转移到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和跨文化研究上去了。 大家知道，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自闭自大的国家，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一个封闭的半文明国家。马克思对我们中国是既同情又不讲情面，他用在我们听来非常“恶毒”的语言谈到中国，称中国人是未开化的“野蛮人”。马克思是一个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者。他说中国就像埃及密闭在棺木中的一具木乃伊，一旦棺木被打开，这个老大帝国立即就会风化。这是比喻，是解体的意思。问题是解体以后向何处去。马克思的推断是：欧洲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如他所说，英国的今天就是印度的未来。马克思的这个预言，我以为，已经反复被20世纪的中国历史所验证。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是在西方的阴影下谋生存求发展，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采用了不同的形式而已。一百多年来，中国从未摆脱西方人所施加的重压。在跨文化语境中，我们与西方的交际始终是不对等的。我们输出去的是什么？是太极拳、中国画、毛笔字和京剧之类。他们那里过来的是什么？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他们动的是我们的“本”，我们奉送出去的只是供他们茶余饭后助兴的东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中国面临的最大压力，仍然来自于西方。当然最在意这个压力，对这个压力感受最深的，是国家而不是平民百姓。之所以说这些，只是想为下面的讲题作一个铺垫。 今天跟大家讲的是一个纯文学的话题。接触了好多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自然会对作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把这个认识归结为境界，也就是作家的境界。我觉得，要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境界应该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在谈这个话题之前，不妨先回到文学的本源问题：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自从世界上有文学的那一天起，一直到现在，有关文学的说法五花八门。那么什么是文学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人的需求外化的结果。他眼里的世界史，就是人的五官展开的历史。比如人想走得快，就发明了自行车、汽车、飞机和火箭，等等；遇到一条河过不去，就得造出桥和船来，自行车、桥之类的东西，实际上是人的腿的延伸或衍生物，是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创造出来的。文学也是这样，它是人的感官的延伸，是人根据自己的需求造出来的。什么需求呢？情感需求。这个世界上管情感的，除了文学和艺术，就没有别的东西。医学和心理学看起来也涉及人的情感，但医学管的是人的身体，心理学是用抽象的概念研究人的情绪、记忆、联想等。文学和艺术不一样，它们直接再现和表现人的情感，诉诸或作用于人的情感，也就是说，文学是人的情感需求的外化。文学跟音乐和舞蹈最初是合体的，后来发生了分化。诉诸人的情感，音乐靠的是声音，舞蹈靠的是动作，文学靠的是语言，所以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对语言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情感是从人生中来的，再现和表现人生，就一定会再现和表现人的情感。记得国际笔会曾经向世界各个国家的笔会提出过“为什么写作”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什么是作家？简单地说，作家就是用语言再现和表现人生或人的情感的艺术家。 我记得很清楚，巴金的回答是“为人生”。这个回答让我想起上世纪20年代的文学研究会和鲁迅，文学研究会和鲁迅都说“文学是为人生的”。鲁迅当年弃医从文，其初衷就是想借文学疗治麻木不仁的国民灵魂。鲁迅当时在日本，是由清政府的官员带队，随一帮长辫子的人去的日本，因为不愿意与这帮人为伍而独自去了仙台。大家一定读过他写藤野先生的文章。藤野先生是仙台医专的老师，非常严厉敬业，对鲁迅的影响很大。鲁迅在课余看了一个日本人做的幻灯片，它反映的是日俄战争期间东北的事情。东北是日本与俄国争夺的一块宝地。那时候的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日本把俄国打败了，抓了给俄国人做探子的中国人，拉到街头示众，“许多中国人”在那里围观。鲁迅说那些中国人“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示出麻木的神情”。这给了鲁迅极大的刺激，于是决定弃医从文。他的想法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并不是疗治愚弱国民强壮的身体，而是疗治愚弱国民孱弱的灵魂，而疗治愚弱国民孱弱的灵魂最好的东西，是诉诸人的情感的文学。你看，“文学为人生”就是这样出来的。鲁迅后来写的那些作品，几乎很少有不是针对国民灵魂的。“示众”的场面就一再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他有一个短篇小说直接拿《示众》做题目。它写的是一个炎热的中午，“首善之区”西城的一个包子铺的小孩子百无聊赖，看见来了一群人，便跑过去凑热闹。那是一个示众的场面，那个小孩子钻进人群，在那些无动于衷的看客粗壮的大腿间穿来穿去找乐子。看客粗壮的大腿与看客无动于衷的神情形成鲜明的反差。《阿Q正传》是鲁迅最伟大的小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在法国大革命中也能见到阿Q。阿Q是中国人的活画像，是萎靡愚昧的国民灵魂或负面的中国文化精神真实的写照。阿Q后来成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名词，一个如同“拜伦式唐璜”、“古拉格群岛”和“西绪福斯神话”一样的名词，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作家，一辈子哪怕只写出一个这样的人物来就足够了。祥林嫂和四铭是《祝福》和《肥皂》里面的人物，一个有悲情，一个有喜感，都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而不自知的底层人。鲁迅的小说不多，但大都写得不错。茅盾说鲁迅的小说一篇一个样子，这是很高的评价。鲁迅有着崇高的精神境界，所以他能写出流芳百世的杰作。当然，仅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不够的，还需要做艺术转换的工作，这么说吧，只有以高超的艺术手段来传达崇高的精神境界，才有可能写出杰出的作品来。鲁迅艺术转换的本领是惊人的，他的学养和文学修养极为深厚，一般作家根本比不了。他写豆腐西施，写阿长长妈妈，三两笔人物就活了，从纸上站起来了。他形容豆腐西施像一个孤苦伶仃的圆规，写在夏夜的星空下阿长在床上摆出一个“大”字，都漂亮极了。作家的艺术境界与思想境界是不可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