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创造社作为中国左翼文学的重要开创性社团，与福本主义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学界对此问题已有较多探究，但是，对后期创造社，关注点多半集中于以李初梨为代表的文学思想；对福本主义，则集中于其“分离—结合”的组织理论，并以此解释后期创造社激进批判行为产生的原因。实际上，后期创造社的理论活动远不限于文学领域，福本主义亦有更丰富复杂的内容。①笔者曾撰文揭示，后期创造社对作为福本主义理论源头之一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直接的接受。②本文将进一步论述后期创造社与包含了列宁主义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福本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 后期创造社主力成员的学习活动有着颇多交集。1920年，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一起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李铁声则于次年进入。1924年，李初梨、冯乃超、彭康又一起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李初梨进入文学部德国文学科，冯乃超和彭康进入文学部哲学科(冯于次年3月在朱镜我劝说下转学到了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李初梨不久也转入了哲学科。当时创造社老成员郑伯奇正在京都帝国大学读三年级，他回忆说，当时他们四人“几乎朝夕相见”。③李铁声1925年也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朱镜我则在1924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1927年也进入了京都帝国大学，在研究院学习。郑伯奇还回忆，当1927年大革命还未失败时，这几个人就和刚返回日本的他一起酝酿创造社的“转变方向”。④日本学者小谷一郎注意到这种共同的学习经历对他们的影响：“后期创造社同人包括五个主力在内，都以京都帝大文学部哲学科为起点，构成了一种人事联系。……可以认为，他们可能都具备‘日本体验’式的素质，而且相互间还具有某种共同的氛围或倾向。”⑤1927年10月，朱镜我和冯乃超先行回国；11月，剩下的三人一起回国。除了朱镜我，他们当时都是大学二、三年级的学生，因而都放弃了宝贵的学业。这可见他们批判豪情之浓厚、“转变方向”意志之坚决。 五人的回国主要出于成仿吾的努力。成氏1927年10月去日本的目的就是吸纳新成员，“商谈今后创造社的方针”。⑥现实背景则是，伴随着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下半年的创造社内部已矛盾重重，丧失了凝聚力和前进方向，甚至已不堪维持。⑦成仿吾拉五人回国，自然是要给创造社注入新的生命。而在理论上或许也有因缘，郑伯奇回忆说：“我和仿吾谈过在日本的同志们主张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意见，仿吾很兴奋。”⑧成仿吾能够认同他们的新鲜理论应当也是促成因素之一，而在日本的两个月期间，成仿吾对他们的理论资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在他其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有鲜明体现。⑨ 福本主义在后期创造社新进成员回国之时已风靡日本思想界数年。其创始人福本和夫(1894-1983)1922至1924年间，曾在美英德法诸国留学，追随柯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并经其介绍结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另一开创人物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⑩回国后，福本和夫以其对马克思主义丰富而独到的认识，展开对日共前领导人山川均“折中主义”的批判，掀起了日本知识界“方向转换”的潮流，并成为重组后的日共新领导人。福本和夫受到了柯尔施和卢卡奇的深刻影响，而福本主义的风靡也推动了二人著作在日本的传播。1927年，卢卡奇的《组织方法论》《阶级意识》(上二文均系《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单篇论文)《列宁》在日本被翻译成书出版(11)，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则在1926年被翻译成日文出版，1927年又再版重印。(12)后期创造社主力成员不仅研读了福本和夫的著作，也直接从卢卡奇和柯尔施那里获取了理论资源。比如，李初梨曾未指名地使用过卢卡奇的物化论，彭康则翻译出版了柯尔施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版)。而学界长期把彭康这部译作的作者认作考茨基。究其原因，一是译者署彭嘉生，著者署原名K.Korsch，研究者对彭嘉生尚不陌生，但对后者一般较生疏，易被认作在中国较知名的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二是译作取名《新社会之哲学的基础》，与原著相去甚远；三则自然是因为这部书长期属于“异端”，其后的遮蔽行为难免产生。对照彭康译本和日译本即知，彭康的翻译系以日译本为底本。日译本基本是对原著的完整翻译，彭康虽然删去了不少长篇注释，且译笔晦涩，还是较完整地传达了原著内容。日译本的产生，明显受到福本主义风潮的激发，译者序言即揭示出，译著乃是为了配合正在进行的“理论斗争”。(13)日译本的大小标题，应该均系日译者所加，多处可见福本主义的影响，最后一章便被命名为《理论斗争的意义》。彭康深受柯尔施此书的影响，其对柯尔施思想的最明显继承，体现在他批判后世马克思主义者排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并强调意识形态批判的实在性，而这些主张正是后期创造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重要根据。(14) 卢卡奇和柯尔施均在1923年发表了各自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两部著作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二人理论虽然差异明显，但都格外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联系，强调批判理论与革命实践的辩证统一以及“成功的革命的主观前提”，反对思维和存在之间的二元反映论区分，因此，不仅对第二国际的思想有激进批判，对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某些观点也有虽然隐晦但尖锐的批评。(15)这两部著作发表后，俄国共产党在列宁主义的口号下开展了“一场使共产国际中所有非俄国党的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化’的运动”，于是在1924年，俄国的列宁主义和以卢卡奇、柯尔施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共产主义之间展开了一场直接的哲学争论。(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