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2年到1926年，任职教育部，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基本社会身份。但长期以来，学界对鲁迅在教育部的状况缺乏深入的研究，普遍认为鲁迅在教育部没做什么事情，对鲁迅与教育部同僚的交往以及这种交往对他的影响知之甚少。实则鲁迅在教育部的前期，也就是1912-1917年，因为受到教育部总长蔡元培、次长董恂士的器重，一度受到重用，接手并完成了一批重要工作，例如设计国徽，参加读音统一会，主持美术调查处的工作，筹办展览会，筹建京师图书馆、历史博物馆，担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职务等。鲁迅在与教育部僚友的合作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鲁迅曾在两个并不相同的“教育部”任职：辛亥革命后的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设在北京的教育部。前者约三个月左右，后者共为十四年。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如此之久，有三个基本原因：以蔡元培美育思想为工作的思想基础；墨家传统的实干精神是其历史渊源；浙籍、留日同僚互相支持为工作中的人脉基础。 1912-1914年是鲁迅在教育部工作的一个高潮期。鲁迅1912年5月10日日记中所记载的“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①为学界熟知。此句常被单独摘录，以点代面地被视为鲁迅在教育部没做什么事情的明证。实则鲁迅第二天5月11日的日记中就出现了后来担任教育部次长的董恂士，以及僚友张协和、胡梓方：“午就胡梓方寓午餐。夕董恂士来，张协和亦至，食于广和居。董君宿于邑馆，以卓卧之。”②由鲁迅日记中对董恂士、张协和等教育部同僚的这段记载，可看出他们之间的熟稔。 由鲁迅日记可知，鲁迅与教育部同僚交往密切的时期主要集中在1912-1917年。这段时期，鲁迅在教育部的主要僚友有两类：浙籍同僚和留学归国的同僚。这两类僚友又有交集。鲁迅的浙籍同僚中，蔡元培、董恂士先后担任过教育总、次长职位，同乡并且同时期留日的同僚许寿裳、张邦华、伍崇学、钱家治、张宗祥、杨莘耜、钱稻孙等身居要职，他们在思想观念上比较接近，在教育部中属于南方的新派。留学归国的同僚在教育部也占据一定地位，可参见附录所列1916年教育部留学生名录(据《留日同学录》整理)。留学生在政府各部委任职人数众多，已成为官场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很多事情上的立场相近，来往频繁。蔡睟盎曾用《蔡元培答客问》中的一句“部中僚友，实有和衷共济之乐，猝然舍去，良用歉然”③，来证实当时教育部内部的亲密合作关系。 鲁迅在教育部前期受到重用，与蔡元培、董恂士的器重相关。1916年董恂士逝世，这一年鲁迅日记中记载的宴饮次数锐减，鲁迅1912年至1915年的宴饮的主要同席者都是教育部同僚、浙籍同乡，1916年鲁迅与教育部同僚的宴饮次数锐减，到1926年离京，也没有再恢复。与此相关的是鲁迅日记中与教育部同僚交往的记载，也在1916年锐减。1917年，鲁迅的僚友们受到范源濂外放的打压，此后，教育部的工作和同僚交往在鲁迅日记中的记载就越来越少。 鲁迅进入教育部与教育部的浙籍同僚直接相关。许寿裳是鲁迅的同乡，赴日留学时成为鲁迅挚友，回国后带动鲁迅进入教育部，成为鲁迅的同僚。鲁迅与许寿裳的友谊，如许广平所述“从来没有改变的，真算得是耐久的朋友，在鲁迅先生的交游中，如此长久相处的，恐怕只有许先生一位了”。④1910年8月至1911年3月，许寿裳到北京任代理京师译学馆历史地理教员，1911年正月任北京优级师范学堂教育学心理学教员。1911年，许寿裳通过“宣统三年东西洋留学生考试”，成为前清学部七品小京官。⑤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表示出对北京的向往，以及不复越人安越之感，并屡次托许寿裳帮他在他处谋职。1910年8月15日，鲁迅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谈到许寿裳的北行令他“益寂”，同时询问“北京风物何如？暇希见告。……他处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⑥1911年1月2日，鲁迅致许寿裳的信中，谈到对北京琉璃厂的兴趣，这是因为“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中国文章，其将陨落。闻北京琉璃厂颇有典籍，想当如是，曾一览否？”⑦因为感觉孤立，鲁迅常在信中追念留日同学。⑧一方面是越中事务人际的琐末猥杂，“越校甚不易治，人人心中存一界或”。⑨一方面是越中的见闻有限，书籍少。鲁迅对中国整体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表现出很大的探究热情，浙江这一观察点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要。 1912年，鲁迅经由许寿裳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进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此时，蔡元培还没有见过鲁迅，但因从弟蔡谷清与鲁迅同期留日等原因，对这位同乡有所了解。⑩因政局的变动，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5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到北京，教育部这一政府部门随临时政府北迂。教育部的政府性质发生了变化，但是鲁迅的职务却延续下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颁发通令改革清学部学制，为新学制之先驱。(11)社会教育司是蔡元培任教育部总长时新设的一个机构，清朝学部没有这一分科项目。社会教育这一概念始于德国，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对。钱稻孙也回忆道，当时教育部学习日本的地方很多，但日本没有社会教育司的设施，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创设；这创设是蔡元培的主张；社会教育司第一科，主管图书馆、博物馆，这工作在当时是没有人懂得的。(12)蔡元培“先生在欧洲多年，感于各国社会教育之发达，而我国年长失学之人占全国之大多数，以此立国，危险孰甚！因竭力提倡社会教育，而于草拟教育部官制时，特设社会教育司，与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立。此官制后来通过于参议院，至今仍之”(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