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走向古典学术，是从研究近现代人物开始的。当时研究生刚毕业，有一个比较长的写作计划。我试图从明末到现代，有选择地考察一些人物的生平和学术，比较深入地理解那些人所处的时代，由此比较深入地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在尝试写了其他几个人物之后，我于1988年阅读《鲁迅全集》，写了一篇大型文章，大约9万字，提出一些新的判断，还请陈思和先生看过。写完后发现此文不可能全文发表，因为它作为论文太长，而作为书稿又太短了。不得已放在一边，过了好几年，此文拆散成若干片段陆续发表，主要内容保存了一些，但原文的线索就此中断了。随着这一进修计划的中止，我的鲁迅研究也中止了。尽管研究不再得到推进，鲁迅并没有完全淡出视野，只是随着古典研究的深入，在整体学术格局中他的形象有所变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政治格局的形成密切相关，而鲁迅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分割。从世界范围来看，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建国际政治的大格局，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准确地说是不可能均衡)，于世界各地区都造成不同的波动，促进了各自的演变，而在中国产生的波动就是五四运动。我的问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此一波动早已过去，很快淡化而进入新的演变中。为什么中国的五四运动必须一再回溯，至今是一个不可绕过的重大事件？这到底说明了什么社会和文化现象？此一问题难以回答。在相隔百年的21世纪，中国依然有着重新理解西方文明(以及其他文明)的必要，也依然有着重新理解中华文明的必要。 从中国范围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的出现，跟清末“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有关。以3000年计算，此一变局可以上溯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殷周之际，也就是由远古而来的中国文化奠基期。以集权帝制的确立而论，可以上溯公元前200年左右的秦汉之际。以中西文化的交流而论，则可以上溯明末万历十年(1582年)利玛窦入华。而考量清末以来的大变化，就不得不涉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而我们今天依然处于此一格局的变化中，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才有意义。我们刚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又接着纪念鲁迅诞生135周年、逝世80周年，其中呈现出来的关联性，意味深长。如果把时间放长，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在鲁迅逝世300年左右(以3000年对300年，不算太过分)，假设还存在相当广阔的中文世界，那时候除了少数研究者以外，很多现代作家不再有人关心，而我相信还会纪念鲁迅，尽管那时候的认识和今天可能完全不同。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这样的特殊时刻，鲁迅的最重要贡献是和传统彻底决裂。《狂人日记》(1918年)中的宣言振聋发聩：“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用小说的形式开创了对传统典籍的新读法。原来的读法是横平竖直地读字(《汉书·艺文志》分六艺为九类，最后一类是小学)，对文义的理解从训诂开始，乾嘉学派小学昌明发达，莫不沿此路径而行(张之洞《书目答问》：“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而自从“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以后，新读法是歪歪斜斜地读字缝，对字本身虚无化，从字缝里读出字来。不如此简单直接，不足以收廓清之功，为新思想的输入腾出空间。“从来如此，便对么？”此一质疑是延续性打断的标志，而过去传统被视为正确性的源头，是不受质疑的。鲁迅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1925年，收入《华盖集》)以此扳回龙头，扭转方向。这样激烈的表达，惊心动魄，有其持久的影响力。 然而，观察鲁迅一生的思想和行动，不仅自己依然读中国书，而且和传统有难以脱离的渊源。鲁迅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1934年，收入《且介亭杂文》)可见鲁迅实际上是有弃有取，依然对传统有所继承。我尝试梳理《故事新编》(1936年)所呈现的象数结构，认为鲁迅对传统批判的主要是儒道，赞颂的主要是禹墨侠(参见拙稿《论〈故事新编〉的象数文化结构》)。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中，如果从传统角度加以考察，鲁迅可以看成墨家精神的传人。 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一)角度来看，复归清末民初的文化传统，研究鲁迅的学术师承，可以追溯于章太炎(1869-1936年)。研究章太炎，可以追溯于德清俞樾(1821-1907年)。俞樾自同治七年(1868年)起，主讲杭州诂经经舍30余年，门下如吴大澂、张佩纶、缪荃孙、吴昌硕，皆一时之选。而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则是另外走出学术道路的章太炎。章太炎门下亦济济多士，有黄侃、朱希祖、吴承仕、钱玄同等承其学，而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则是鲁迅、周作人。出入于鲁迅门下的青年，有柔石、萧军、萧红、胡风等，而另外走出学术道路的则是徐梵澄(参见拙稿《略谈梵澄先生的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