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很多，首先是材料的真伪问题。这一问题迄今为止，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一些研究者提到冯雪峰《鲁迅回忆录》中的一些说法与历史事实有出入，倪墨炎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的编辑说明中，有较详细的解说。《胡风回忆录》中也有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内容，如涉及茅盾的有些说法。原因之一，是胡风不了解情况。茅盾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周恩来的指派，有些活动属于秘密性质，包括他到香港、桂林、重庆等地办杂志，从事文学活动等，都属于中共指派。关于这一点，台湾的国民党特种档案已披露了一些材料，可以佐证。胡风不了解这些，觉得茅盾一会儿去武汉，一会儿去香港，包括跟张道藩等国民党要人打交道，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作品等，似乎左右逢源。还有鲁迅病逝，茅盾在乌镇患病无法来沪，只得在病情稳定后才回到上海，见许广平先生，这些在有些当事人眼里，似乎体现了茅盾与鲁迅的微妙关系。其实，从鲁迅生前对茅盾的态度，鲁迅病逝后茅盾的纪念文章以及参与鲁迅纪念活动的积极态度看，茅盾始终是尊重鲁迅，维护鲁迅的。所以，没有必要对鲁迅与茅盾的关系做不切实际的过度阐释。与鲁迅关系最近的冯雪峰和胡风的回忆文章都有那么多的问题，其他材料的真伪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茅盾晚年曾说，鲁迅研究要破除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 鲁迅研究应该在更广泛的历史范围内进一步研究。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鲁迅对待“托派”的态度，并不完全合理，他受到了当时中共党内的一些意见的影响而将托派视为敌人。而中共的这些意见明显受制于共产国际的命令。至于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在今天的研究条件下，也应该更加客观一些。2015年出版的朱正先生《鲁迅的人际关系》一书中，有一篇《鲁迅与左联五烈士》，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提出了一些看法。尽管事实材料很多研究者都清楚，但阐释角度还是值得关注的。 从文学史角度研究鲁迅，我觉得应该将鲁迅放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氛围中去理解和解释。从晚清到民国，鲁迅生活的时代，一言以蔽之，前后两个时期：一个是非党治时期，一个是党治时期。鲁迅作品与时代之间有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命名。但鲁迅与时代的关系，跟之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与时代的紧张感完全不一样，甚至与胡适、陈独秀也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严复也好，梁启超也好，他们生活的时代，基本上还是传统社会，也就是皇权统治，哪怕在民国初年过渡时期，是议会政治，也没有组织严密的党派政治管理国家事务，包括思想文化。康梁变法，公车上书，主张“变成法”、“通下情”和“慎左右”，走的是托古改制路线。章太炎以革命对抗改良，辛亥革命之后，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依靠光复会来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会党制度与现代政党组织之间的差距，在现实政治运作中立马见出高下，章太炎本人也不得不自叹“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中国现代政党的发展，从孙中山开始。他早年组织兴中会，但经过清末民初的政治实践，孙中山感到西方议会政治在中国造就的是“一盘散沙”，所以从1920年代起，孙中山决心“再造”国民党。据王奇生先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的看法，孙中山受苏俄模式的影响“以俄为师”，接受民主集中制和党在国家之上的理念，主张以党治国。192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开始以党治国，管理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据说“党国”一词是蒋介石的发明。党国社会与传统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出现了党治国家，党在国家之上。如果说中国社会从近代到现代的巨大转变，社会组织形式实际上是从无党到有党的过程，那么鲁迅先生所生活的整个社会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经历了从无党社会到国民党统治的党治社会。 鲁迅同时代的很多人都对党治持批评态度，像周作人、胡适等，但他们对党治的批判，很少有像鲁迅先生那样，表现得持久而异常激烈。如胡适主要还是对国民党党治的非人道、不合法的部分，提出批评。1930年代，胡适与国民党发生人权论战，后又加入宋庆龄等发起组织的民权保障同盟。但胡适的人权政治是与西方的法制观念相联系，强调党治应该在国家法制的规定范围内。所以，无论国民党、共产党，胡适认为都应该遵守宪法，在宪法、人权的前提下，再来谈党治的合法性问题。周作人对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实行独裁统治，给予谴责。他发表《侮辱死者的残忍》《人力车与斩决》等文章，从人性的道德的层面，揭露国民党滥杀无辜的罪行。陈独秀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领导人，国共合作时期是中共党首，他受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也赞同党治。但他的党治理念并不彻底，在大革命时代，与苏俄模式时有冲突，最终被中共开除出党。后来一些党史专家常常视陈独秀为政治上不够成熟。其实，陈独秀不是不够成熟，而是思想上受启蒙主义的影响，总是无法彻底抛弃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一套观念，所以一旦在实际事务中与绝对化的党治模式相遇，无论左右，难免会发生冲突。 鲁迅生活的时代，兼跨非党治与党治两个时期。在他学习和成长的前期，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和留学期间获得的西方民主思想。五四之后，尤其是1920年代，鲁迅遭遇到国民党的党治统治，尽管有很多激进的新青年以革命手段反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但鲁迅与五四中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不同，他的人生记忆始终无法摆脱以前的教育和思想影响，一旦遇到与此相抵触的新思想、新思潮，包括形形色色的党文化，他总会与过去的经验对照一番。这种复杂的记忆底色，是鲁迅思想中最为复杂，也是最为精彩的。 鲁迅在1920年代对太阳社批评的回应，以及在广州对国民革命的含蓄批评，其实是思想理念上与党治文化的最初碰撞，他凭自己的感觉经验，觉得党治与五四倡导的个性自由之间，不是一回事。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推行独裁统治，中国进入到党治时代。鲁迅本能地与党治相抵触，从他的文章到他的实际行动，可以说是全面抵触。这样的抵触，不仅表现在鲁迅一个人身上，而且表现在很多文化人身上，但鲁迅的方式很是独特。以文学史上所说的鲁郭茅三位文学大师为例，1927年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教职，并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在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时，谴责那些“清党”积极分子为“无耻”。郭沫若发表文章公开谴责蒋介石，并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茅盾随北伐部队进入武汉后，面临国共合作破裂，受董必武委派赶赴九江，但阴差阳错，困居庐山，受国民政府通缉后也流亡日本。从上述三位文学家面对社会大变局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看，党治社会的降临，他们没有一个愿意接受，并且都采取了激烈反抗。只不过，鲁迅先生是以个人的姿态，反对党治；而茅盾、郭沫若是作为中共党员，站在政治反对派的对立面，反对国民党的党治。1930年代，是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上升阶段，蒋介石由原来的军事独裁，扩展到文化专制。大家都记得鲁迅为悼念“左联”五烈士而写下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一方面是为了纪念被害的柔石、胡也频等青年作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抗议国民党的党治。鲁迅对国民党的党治深恶而痛绝，为了反对这一统治，他不惜与旧时的论敌联合起来，甚至放下手中的工作，转而翻译苏俄的文艺书籍，以便有效地对抗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当然这其中也有非常吊诡的地方，因为党治与苏俄模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从孙中山开始，国民党立志于将党在国家之上的苏俄模式搬到中国来。1927年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后，全面推行一党专制。问题是鲁迅到底知不知道党治与苏俄模式之间的联系？当他满怀希望，大量翻译苏俄文学和理论书籍时，是否意识到党治模式的渊源之一，就是苏俄模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