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2016年。100年前,中国文化新旧蜕变处于最激烈也是最精彩的时刻。从1915年到1919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很多事情: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即后来大名鼎鼎的《新青年》创刊,高举了“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1916年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复辟的逆流,新文学运动开始酝酿;再往后,1917年胡适之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发起白话文运动,《新青年》阵营已经布局成功;1918年,鲁迅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李大钊开始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兴起。这短短五年中经历了三个“五四”:思想启蒙的“五四”(1915年),新文学的“五四”(1917年),以及学生爱国运动的“五四”(1919年)。中国的命运由此改变。 现在我要问的是,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究竟是哪些人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我特意查了一下,鲁迅是1881年出生,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胡适是1891年出生,他们发挥重要作用时的年龄与我们现在在读的博士们差不多;陈独秀算是大一点,他是1879年生,但他已经担当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那时候真正的长者应该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他是1868年1月出生,也是属兔的(丁卯年)。我想了一下,“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里面几乎没有“50后”出生的一代。康有为是1858年出生,严复是1854年出生,但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已经被看作是过时的人物。而正是陈独秀、鲁迅、胡适这样一批70后、80后和90后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开创了现代中国的新纪元。他们所开创的时代,真正是年轻人的时代。 中国怎么会遇到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那个时候,出生于1860年代末的蔡元培先生已经担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掌一代文化之祭酒。但是我们今天呢?这个念头在我脑海里萦绕,久久挥之不去。中国的知识分子现状和百年前的中国相比,似乎停滞了一轮(十二年)。我们这一批出生于1950年代的学者当中可能有的人当了大学校长,有的人成了知名学者,有了一定的话语权,现在似乎是可以做蔡元培先生当年做的事,虽然肯定没有像蔡先生做得出色,但至少在做。而1960年代出生的一代学人,以及70后、80后的学者,现在能不能发挥像当年陈独秀、鲁迅、胡适他们的作用,引领“文化革命”的风气呢?这我不敢说。我们高校里的70后、80后的青年教师,可能还在为评职称、发表论文、争取科研项目、买房还贷等等繁琐事情而烦恼。也许这样的环境决定了我们今天很难产生陈独秀、鲁迅这样天马行空的人。更不要说90后的青年人了,整个儿还没有登上社会舞台。所以,说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现状比100年前的中国要滞后一轮,这种说法还是留有余地的。或许我们可以指责“文革”耽误了十年的人才培养,我们也可以找许多其他理由来进行推诿,而我们以现在这样的姿态来纪念“五四”100周年,我觉得是惭愧的,因为在“立人”的意义上我们似乎没有太大进步。 但是,我接下来还要问的是:当时的中国是不是只有陈独秀、鲁迅、胡适?这也是一个偏见。那个时代确实也有很多年长的学者在积极从事学术工作。但我们现在编撰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历史,开端就是“五四”,中国历史进入现代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是照亮历史的灯塔,但是灯塔是有局限的,凡是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就是一片黑暗。“五四”以前或者“五四”以外的生活历史,比如当年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遗老”的工作,就不可能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这样一种情况属于正常吗?从理论上来说,并非不正常,因为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历史,不是说当时的“50后”“60后”不存在,其实都是存在的,但是一旦遇到那个突变的十年,世界大势(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等等)与中国形势(民主共和)发生激烈碰撞,碰撞的结果就是诞生了革命性、创造性的“80后”“90后”群体,这是历史赋予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缔造出了史无前例的新人群体。 我把这样一个现象解释为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先锋”因素,“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具有先锋性而非常态的,像我们现在的环境是常态性的、按部就班的自然发展。常态的社会也许千百年来都是在慢慢地进化,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值得纪念,就在于它突然之间产生了“先锋”作用。范式一下子变了,历史话语权一下子被移交到“80后”“90后”的青年手中,由他们大踏步地向前迈步。这样一来,中国的命运就发生了改变,20世纪的中国不再是延续了2000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笼罩下的国度。 关于“五四”的先锋精神,我想稍微多说几句。因为这是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相当特殊的文化现象,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发生过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给这批年轻人创造了去改变中国命运的客观条件?这个条件不是权力机构给的,而是在中国思想土壤里刚刚崛起的民主意识突然爆发出强大力量。皇权专制体制突然崩溃,千年的封建大厦土崩瓦解,传统断裂了,每个人的个人命运都有机会与国家、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巨大的创造能力就是来自于中国青年当家做主的意识。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个浩浩荡荡的青春运动,就是青年运动。我们现在为什么定“五四”是青年节?因为这是青春的,是青年的运动。在这个青年运动中,陈独秀和鲁迅没认为他们自己是青年,他们当时都被认为是年长的一辈人,但是他们创造了一个青年的、青春的运动。我把这个运动界定为一种“先锋运动”。“先锋运动”是发生在一战前后世界性文学文化思潮,意大利、俄国、法国、德国都有发生,而在中国就产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西方先锋运动对中国自然会发生影响,当时《新青年》《东方杂志》等著名刊物上就有很多介绍西方“先锋运动”的文章。“五四”作为一种“先锋运动”的特征,为什么说它是先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