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现代中国无法绕过的文化存在，每隔五年或十年都有大规模纪念活动，文化界对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纪念则更加深入而持久。当下，纪念鲁迅的意义在于如何借用鲁迅的思想资源来烛照现实的社会文化问题，从鲁迅那里继续获得医治时代病症的启示，重构鲁迅与我们在精神上的血肉联系。诚如陈思和先生所言，全球化时代该如何纪念这颗20世纪中国最为丰富、孤独而痛苦的灵魂？鲁迅思想的根本是“立人”，立人首在“涵养神思”，即丰富壮大“个人”的“主观内面生活”，培养现代社会个体“美善之情感”与“明敏之思想”。今天纪念鲁迅，应有更契合时代的主题。当下社会物质技术进步极大，但个体内心日趋贫困。重温鲁迅在上世纪初对个体“白心”、“神思”、“精神”、“灵明”之重要性的呼吁，以及贯穿其新文学写作生涯的改造国民性的基本立场，于培养现代社会合格公民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在处理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关系时，重温鲁迅拿来主义以及“世界人”的理念，对于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建构真正的中华文化主体性，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今天世界文明诸范式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下，在世界文明大检讨、大反省、大转机的视野下，才能真正重新发现和认识鲁迅对中国文明、西方文明的批判性力量，重新发现鲁迅的意义。有鉴于此，《探索与争鸣》杂志社联合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于2016年4月2日共同主办了“拿来主义与文化主体性：从鲁迅传统看中国与世界——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高峰论坛，本刊将分6、7两期连续刊发两组圆桌会议，以飨读者。 ——主持人 郜元宝 叶祝弟 这些年许多人都在强调，要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必须特别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吸取优秀资源。这本身并不错，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却十分狭窄，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文化里又局限于儒家文化，恰恰忽略了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现代文化也是一种传统，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更被冠以“反传统”的罪名受到普遍的排斥。这叫“抱着金娃娃讨饭吃”。其实鲁迅所面对的问题，是最接近今天的。就文化而言，在诸如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基本问题上，鲁迅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我曾经提出了一个“二十世纪中国经验(其中也包括文学经验)”的概念，鲁迅的文学与思想无疑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当我们面对中国现实问题时，鲁迅的经验(文学经验)就具有直接的启示作用。我还说过，当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历史责任，是要创造出对当代中国经验与现实具有解释力与批判力的理论。这样的创造需要理论资源，而鲁迅的思想应该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鲁迅研究跟其他现代作家研究区别何在 《心灵的探寻》还有另外一个题词：本书“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个鲁迅观的，即把鲁迅看作是“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并与实际从事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实践者有着紧密的精神联系。这并非我的原创，记得王得后先生就说过类似的话：它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人对鲁迅及“鲁迅与我们”关系的一个基本看法。这也包含了我们对鲁迅研究的一个基本看法，把“鲁学”看作是“人学”即中国人的改造之学，是“社会学”即中国社会的改造之学。 这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鲁迅研究跟其他现代作家研究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区别主要有二。其一，作为“人学”，鲁迅文学的最大特点与魅力就在于对人的灵魂开掘之深。这就决定了鲁迅文学不仅要搅动读者的灵魂，首先要搅动研究者的灵魂。至少在我的经验里，面对鲁迅，是无法“隔岸观火”，而必然要将自己“烧进去”的。鲁迅对于我，不仅是研究对象，更是精神对话的对象。在我遇到现实生活和人生道路的困惑时，就习惯性地打开鲁迅著作，从他那里吸取精神资源与力量。这样，鲁迅就自然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用现在的说法，我和我的研究对象构成了“生命共同体”。在我研究其他现代作家时，就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与其他现代作家可以有共鸣，却难有生命的融合；可以得到启示，却很难影响生命的成长。 其二，作为“改造中国社会之学”，鲁迅文学的另一个巨大魅力，就是他对中国社会问题开掘之深。鲁迅文学特别是他的杂文，面对的都是现实生活里的具体的人和事，但他总要开掘到历史的最深处，中国文化的最深处，人性、国民性的最深处。因此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就不仅具有现实性，更具有超越性。他的思想和文学不仅面对他的时代，更指向未来。于是就有了“活在当下的鲁迅”的说法。我常说，鲁迅对于中国，是一个“现代进行时”的存在。有人曾把鲁迅揭露193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种种怪事的杂文，改一个题目叫“鲁迅论当代中国文坛”重新发表，大家都觉得好像鲁迅就在对现实发言。这也就使得我们的鲁迅研究很难作纯粹的历史研究，而必须面对当下中国的现实。这就给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当代阐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以上两大特点，也决定了读者对鲁迅的阅读与接受。记得我在1980年代讲鲁迅，不仅自己极其投入，学生也极其投入，那种“生命共同燃烧”的鲁迅接受场景大概永远不会再有。从1990年代开始，学生听我的课，就分为两派。尽管可能是受我讲课的影响，大家都尊敬鲁迅，但在鲁迅与自己的关系上发生了分歧。一派学生认为，鲁迅应该进博物馆，我尊敬他，但不愿意让他来影响自己的生活：鲁迅太重，我想活得轻一点。而另一派学生则说，我就是不满意于自己活得太轻，太混沌，我渴望像鲁迅那样思考沉重的问题，活得更清醒、更认真、更有意义，希望鲁迅进入自己的生命。在我看来，从1990年代到现在，青年对于鲁迅的态度大概分为这两大派。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拒绝，还是接受，都与各人自己的生命选择有关。这恰恰反映了鲁迅文学是真正的生命之学；每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也就有权接受或拒绝鲁迅。青年多变，今天拒绝鲁迅，明天自己有了新的阅历，面对新的问题与选择，又反过来走近鲁迅，这是鲁迅接受史上经常发生的事。而且即使终生拒绝、远离鲁迅，也是正常的：为所有的人都接受的鲁迅反而是不真实的。接受鲁迅，特别是生命投入式的接受，永远是少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