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无论作为外交家还是国际政治理论学者，其政治生命之长，著作之丰富，都引人注目。但由于他的外交风格独特神秘，以及其著作充满大量吸引读者的历史细节，基辛格的思想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利用基辛格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近年来发表或出版的重要论文和书籍，找出持续占据其思想的核心问题，阐释他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分析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基辛格本人拒绝把国际政治当作一门科学来思考，笔者本着尊重研究对象的态度，不拟利用数据和事实导出规律，以测评基辛格相关的理论正确与否。基辛格思想虽然带有浓郁的现实主义风格，却有大量超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之处。故而，本文尝试跳出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派别，结合国际关系史与政治思想史，直接回到基辛格思想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和观念源流，探索对基辛格来说重要政治现象的思想根源，据此探究基辛格的理论意图，也希望以此丰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 一、基辛格及其思想的核心问题 2014年，年逾90岁的基辛格出版了《世界秩序》，2015年该书中文版与读者见面，又掀起了一轮“基辛格热”。① 基辛格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持续关注的理论问题就是其新书书名——“世界秩序”——几乎每篇重要论文和每本著作都会在结尾处指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中，还是冷战结束后，对基辛格来说，“世界秩序”都是一个处在困境之中，必须思考与追问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其中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存在一个成熟的“秩序”。那么，一个世界性的秩序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基辛格认为，“那些回忆起来最和平的年代很少追求和平。那些无休止追求和平的年代很少得到安宁”，②和平并不简单意味着有序，战争也不自然意味着无序。因此，两次世界大战并不意味着现代西方世界秩序的完全解体，对此，只要思及战前和战后同样存在的某些国际经贸、军事、金融规则等就能够理解。而今，虽然主要国家眼下没有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意图，但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讨论的移民、互联网、国际恐怖组织等问题，就是在提醒人们注意这个和平时期所存在的失序危险。因此，将和平直接等同于世界秩序，将战争完全与世界秩序对立起来，是过于简单的答案。 如果说世界秩序不是对体系战和状态的描述，那它是否直接等同于体系内部军事、经济等因素比较大小而生成的排序?一方面，基辛格认为，以精确计算的方式来评估国家实力有很大局限性。数字对考察对象同质、单一的设置并不能体现出国际行为体复杂的存在方式：“计算不仅要考虑实际力量，还有潜力；不仅是占有的权力，还有承受权力的意志。”③另一方面，基辛格虽然不否认国家实力是达到外交目标至关重要的基础，但不认为有了一个实力序列就有了一个世界秩序。基辛格时常强调，实力不等于政策，实力也不等于目的。④在现代世界，一场战争胜负已定，一个阶段强弱明显，甚至都不会自然地为胜者和强者带来国家安全，遑论世界秩序。实际上，现代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力量(包括军队的人数、武器的先进程度和金钱的多寡等等)较量的自然结果，而恰恰包含着通过复杂的人为方式寻找平衡不等自然力量的重要努力。因此，实力的计算和排序，也不会是一个头脑中充满复杂的不确定性，且深谙现代世界特征的政治家为世界秩序提供的答案。 在基辛格看来，理解世界秩序最有时代性的影响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核武器的发明和使用。在基辛格撰写博士论文的年代，讨论核武器对世界秩序的改变是无出其右的热点问题，然而基辛格却在博士论文选题上有意回避，并通过20世纪50-60年代的著作和论文⑤澄清了自己的判断：核武器的发明和使用虽然能够以毁灭彼此的“大规模报复”为威慑，给国际行为体带来“除了和平之外别无选择”的想象，但它绝不能带来一个世界秩序。相反，一方面，由于受到毁灭性的核威慑，国际行为体可能被本该作为手段的军事武器所束缚，在胶着状态中失去以外交政策来实现有限目标的能力，尤其是美国；另一方面，由于只有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些在数量上有限的行为体也必将为安全而封锁核技术的流通，这一新的不平等会带来信任危机和军事竞赛，这将危及原有的同盟关系，让集体安全中原本就成问题的信任变得更加脆弱。⑥因此，这场军事技术上的革命可能成为阻碍国际行为体沟通的新鸿沟，它提供的只是一个实际上不值得依赖的最终和平幻想，而不是一个能够增进互动的共同框架。对基辛格来说，核武器的发明和使用为现代世界秩序带来的是更多的新困难与问题，而不是一个自动走向“永久和平”的加速器。 那么，在否定了多种对世界秩序的设定与幻想之后，基辛格思考现代世界秩序的框架是什么?参考基辛格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2014年的主要作品，这一思考框架并没有随着半个世纪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化而改变，“均势”与“革命”一直是基辛格分析现代世界秩序的两大支柱。其博士论文就是探讨维持均势的欧洲政治家们如何与革命国家打交道的问题；之后，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重点关注的国家与地区都是既对均势格局举足轻重，又对现存秩序具有革命性的政治单位。均势既是基辛格理想的现代世界秩序，也是在他看来维持一个稳定秩序最可靠的办法；既是基辛格理解现代世界秩序历史的主轴，也是其政治实践和外交努力的目标之一。革命则是促成现代世界秩序发生变化、崩溃和得到重构最为重要的原因，当“一个体系中一个或一些主要权力体不接受(世界秩序的)基本安排或其他国家国内制度”，⑦这时这个体系就处于被革命状态。在完全由革命主导的世界舞台上，革命的国际行为体不再“讲责任”，而是“讲忠诚”，因此，处在竞争关系中的行为体之间将“不会再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因为它们停止使用相同的语言”。⑧应该看到，均势与革命是基辛格所认为的理解现实乃至未来世界秩序最为重要的两种政治现象。他认为，在当今世界，霸权变得非常难以接受，包含着政治不正确，这就使得均势可能成为建立或维持秩序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路径；⑨而革命则几乎是现代政治中用来从根本上冲击秩序的不二选择，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所涉及的各个地区系统中，革命都参与塑造或正在挑战体系本身。革命也许并不直接，也不仅仅针对均势这种世界秩序；但若均势是现在和未来世界秩序必须努力的方向，最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是思考二者冲突的根源和共存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