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以来，泰国政坛持续动荡不安，街头暴动、军事政变、司法干政，各类政争手段层出不穷。泰国呈现如此政治乱局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政党政治层面来看，很重要的原因是新兴政党与保守政党在国家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上的利益冲突与政治博弈。 “掮客政治”：泰国政党政治的独特形态 泰国的早期政党形成于20世纪初叶，由于长期的军人威权统治，使得政党政治发展举步维艰。1973年“10·14”大规模民主运动推翻军人独裁政府后，长期受到压制的政党政治开始恢复。各类中、小型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197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进入议会的政党多达22个。不过，由于传统保守力量的影响和制约，泰国政党政治始终未能得到有序发展，长期面临中、小型掮客政党林立的纷争乱局。 目前，泰国政坛主要有两类政党。一类是以地方权势人物的乡村庇护制网络为政治根基的中、小型掮客政党，代表有自豪党、祖国党、春武里府力量党等；另一类是以特定社会阶层为政治根基的大型政党，主要有为泰党和民主党。 泰国掮客政党的运作模式，呈现明显的传统“恩主—仆从”庇护制特征。对于大多数地方政客而言，利用身为当地权势人物的恩主地位，通过仆从即“票头”实施贿选拉票，成为政党选举中最常用且十分有效的手段。据相关资料显示，1995年众议院选举时，泰国用于贿选的资金已达170亿铢(约合6.5亿美元)，而在1996年选举中，更增至250亿～300亿铢。由于议席资源掌握在政客手中，因而对试图赢得众议院选举的掮客政党而言，拉拢有实力的政客远比争取民意支持率更便捷且更有效。从表面上看，掮客政党都具备合乎《政党法》规定的组织机构和党员构成，但这不过是应付参选资格审查而设的空架子，唯有建立在以“恩主”的党魁和以“仆从”的政客(主要是议员)之间的庇护制关系，才是真正起作用的政治利益核心结构。 以“党魁—政客”的庇护制关系为基础的掮客政党在建党初期拥有明显优势。具备较高威望的权势人物出任党魁，往往能较快整合各种政治资源，通过招揽拥有议席资源的地方政客，政党可在短期内迅速形成一定规模。但在经历政党初期扩张后，掮客政党很快就会由于到达党魁庇护能力的边界而止步，难以成长为正式意义上的大党。此外，掮客政党的政客依附政党完全出于功利目的，如果该党党魁失势或继任者的庇护能力不济，党内政客就会相继跳槽。据统计，1995年众议院选举中，临时转党的议员候选人多达262人，在1996年选举中这一数字更增至353人。 掮客政党缺乏必要的组织结构与纲领理念，所有行动皆以政治分肥为根本目标。他们以瓜分财政预算的方式，一方面为地方争取拨款的同时，为地方庇护制网络注入资金：另一方面通过舞弊，以弥补贿选亏空，并为新一轮贿选储备资金，这就使得掮客政党根本无意也无力承担国家发展重任。 20世纪80年代，军人集团把持中央政府权柄，对掮客政党形成压制进而其负面影响尚不明显。但在90年代地方政客掌权后，掮客政党争权夺利引发的政府频繁更迭问题日渐明显，根本没有一届政府能完成四年任期，最短的在任仅一年多，执政能力显著下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掮客政党联合政府的软弱与无能更是暴露无遗。 他信派：泰国政党博弈的必然产物 1997年，泰国政坛开启了大党政治时代。泰国《1997年宪法》，通过引入政党名单制选举规则、创设宪政独立监督机构、提高国会倒阁门槛等制度安排，为大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制度设计看，《1997年宪法》的初衷是构建“两党对峙”格局，并且看好得到中产阶级认可与支持的民主党。而从政治权力集团的视角来看，新资本集团“资金”与农民群体“选票”在共同政改目标下有机地激活并壮大了他信派系。 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来到90年代初的股市繁荣，从事高新技术等新兴产业的新资本集团在短短十余年间，迅速成长为泰国经济重要支柱，拥有了不逊于传统产业集团的社会影响力。但是，泰国政坛长期被传统产业集团、地方政客、王室—保皇派等传统力量把持，奉行保守的社会经济政策，难以满足新资本集团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的客观需要。同时，作为边缘群体，农民群体长期以来也期望拥有政治代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泰国在国家发展主义政策引领下，走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但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指针，却使其面临严重的城乡差距问题，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瓶颈。相较于东亚其他国家，泰国的城市化率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作为新兴权力集团，他信派系有意为新资本集团争取更多政治话语权。1998年，“电信大亨”他信·西那瓦组建泰爱泰党后，依托新资本集团雄厚的政治资金优势，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农村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基层组织，从而为有效动员农民群体提供了前提条件，并在部分前泰共学生领袖的建议下，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竞选策略，明确提出了“三十泰铢治百病”、“农民三年缓债”、“乡村百万发展基金”等一系列旨在城市反哺农村的“草根政策”，从而赢得了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体的支持与拥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