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4)04-0039-15 冷战期间，美国通过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等亚太国家缔结军事同盟，形成了以所谓的“轴辐结构”为显著特征的亚太安全格局，亦即以美国为单一轴心，以一系列双边同盟为辐条，进而支撑起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苏联的安全体系。在这一“轴辐结构”之中，美国是整个体系唯一的联结点，与多个国家保持着紧密的安全联系，但是其亚太盟国之间却由于种种原因，彼此鲜有直接进行安全合作的渠道和机制。借助这一体系，美国在亚太地区对苏联形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直至最终赢得了冷战的胜利。 冷战结束后，该体系在相当大程度上得以延续，并逐渐演变为美国防范潜在竞争对手、维持其亚太霸权的战略工具。近年来，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奥巴马政府开始着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一方面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和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则积极构建以美日韩、美日澳、美日菲、美日印合作为代表的三边或“少边”安全合作框架。①通过鼓励地区盟友和“战略伙伴”国家加强彼此之间的横向联系，亚太地区既有的“轴辐状”安全架构开始逐渐向日趋绵密的“网络状”结构转变。②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由于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而陷入经济衰退，面对财政拮据和军费缩减的窘境，奥巴马政府开始鼓励日本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承担新的职责和任务，在亚太地缘安全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多年来一直试图打破“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的日本则全力配合美国的战略调整，借以加强日本对地区安全议题的干预能力。③在奥巴马政府的推动和日本多届政府的积极运作之下，以美国为“单一轴心”的亚太安全格局呈现出一个日趋明显的变化，亦即逐渐向“美主日辅”的格局演变，日本在一定程度上隐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亚太地缘安全格局中的“次轴心”。 日本“次轴心”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通过持续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并借机促进自身军事力量的发展，使其在日美同盟中的“战略自主性”不断得到提升。其次，通过大力加强与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美国亚太盟国的双边和三边安全互动，使得“美日+1”成为美国与诸多亚太盟国展开安全合作的重要机制和平台。最后，为了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日本还主动出击，与亚太地区内美国所选定的“战略伙伴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展开多种形式的战略安全协作。如此种种，不仅使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功能和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而且与一系列亚太重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水平也稳步升级，进而在亚太传统的“轴辐安全结构”中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连接、补充和协调作用，对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二、美日同盟的深化 自1951年9月签署《美日安保条约》以来，随着国际时局的发展演变，美日同盟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和调整，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日本在同盟中地位的提升以及作用的扩大。例如在1996年4月，美日两国签署《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对美日同盟进行“再定义”，将同盟的功能定位由单纯的防御入侵，转变为对亚太地区事务进行干预。1997年9月，两国发表《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再次扩大了美日同盟的活动范围和职能，建立了相互协同和联合作战的安全保障体制。④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又积极鼓励日本调整“专守防卫”的军事行动原则，在美国亚太军事部署中发挥“枢纽”和“核心”作用，进而力求将美日同盟缔造为“全球性同盟”，以更有效地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⑤日本则借机出台《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授权日本自卫队向印度洋派遣军舰，协助和支持美国对阿富汗实施军事打击，从而突破了对日本出兵海外发挥军事作用的限制。2003年5月，美日两国首脑明确将同盟定位为“世界中的美日同盟”，标志着该同盟的适用范围将随之扩展至全球层面。2004年1月，日本应美国要求向伊拉克派遣了陆上自卫队，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向战争发生地区出兵，也是日美同盟关系的重大突破。2004年6月，日本又通过了《美军行动便利法案》等七项法案，赋予了日本参加由美国带头发动的战争行动的权力。2004年7月，日本发布《防卫白皮书》，声称自卫队今后将应美国的邀请参加各种国际性活动，强调自卫队要从“存在”转向在国际上“积极发挥作用”，把参与“国际活动”作为自卫队的基本任务。⑥2006年5月，日美两国外长和防长“2+2”会谈后提出“日美同盟新阶段”的概念，宣称日美同盟具有“全球意义”，强调两国要在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全球范围”进行合作。⑦ 近年来，为了抗衡和制约国力日益强盛的中国，奥巴马政府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高度强调加强美日同盟对于亚太地区安全的重要性，鼓励日本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有所作为”。而日本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也积极予以配合，试图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美日两国的合力之下，美日同盟迎来新一轮的战略性调整，日益由“单向保护型”向“全球干预型”转变，从而为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发挥“次轴心”的作用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首先，日本在美国亚太乃至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升。多年来美国一直在试图赋予美日同盟更多的职责，希望日本“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紧张、危机及战争时期均与美军全面合作并采取行动”，从而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承担更广泛的义务。⑧2011年10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直言：“与日本的联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必须确保“联盟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以应对新的地区和全球挑战。⑨2012年11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伦(Thomas Donilon)明确指出，与日本的安全合作处于“亚太再平衡”战略核心内容的首要地位，未来将着力提升两国在安保方面合作的能力，并对日本在保障地区安全方面发挥作用寄予厚望。与之相应，日本则积极迎合美国的要求，希望利用美国的战略调整强化自身外交和安全自主性，甚至实现将日美关系从“依附型”转化为“合谋型”，同时借机加大对亚太安全事务的影响力和发言权。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