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系列政策的负面性和曲解性解读明显增加。其中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Graham Allison在1月1号发表在《国家利益》杂志上的“2014大战之年？”最为有代表性，该文不仅提到了让西方政治家无法释怀的“修昔底德陷阱”，同时其还反复描绘1914年大战前的欧洲与今天亚洲的相似之处。在2月结束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连一向乐观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慎重地对亚洲中日对峙的局势表示了忧虑。布热津斯基2009年提出的中美“G-2”概念，哈佛大学佛格森提出的中美“生产-消费”共生关系，这些能够促进中美和谐共处观点的影响力，似乎正在美国弱化。而突破“修昔底德陷阱”，有赖于世界主要大国对时代特征的正确把握与判断。 “修昔底德陷阱”的悖论前提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广为西方政治家熟知，要想抹去“修昔底德陷阱”在西方政治人物和学者脑海中的印记，无疑是让他们忘却西方文明开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回顾历史，我们必须看到，在修昔底德的古希腊时代，一是没有今天全球化环境下的国际产业链分工；二是没有国际法约束，武力成为那个时代频繁使用的工具。还有一个不同点是，当年雅典通过“提洛同盟”控制海上航路，并和波斯帝国进行航海争霸战争，表明那个时代，海上航路控制意味着自身贸易的特权和超额的国际贸易收益，而这在今天的全球化自由贸易环境下显然已不存在。虽然今天的海上航路也意味着某些特别收益，但今天埃及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包括巴拿马控制的运河本身，也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超级霸权与经济的持续繁荣与强大，相反美国退出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并没有妨碍美国成为当今的世界强国。 二战后国际发展历史证明，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因为控制了重要的海上航路，而带来特别国际贸易收益权与地区，包括国际霸权。因此，历史进步和经济发展证明的“修昔底德陷阱”悖论是，在今天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依靠相对比较优势整合的环境下，一个新崛起的国家，无需通过领土疆域扩张去证明自己的强大，也无需控制海上航路来维护特别收益权，它仅需要发挥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相对优势的产业分工，而这个分工是二战后全球自由竞争的结果。举例而言，2012年全球占有率第一的产品数量中，中国有1485个、德国703个、美国603个，中国产品主要集中在毛皮、橡胶、旅行用品等全球低端产业。 事实上，我们无需更多指责，当年雅典民主制度下的“提洛同盟”形成的“无疆域帝国”，与今天美国构建的“全球价值共同体”，在政治结构联系上是何其相似。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的古希腊，敌对的斯巴达与雅典之间并没有规模性贸易和体量巨大的相互投资，同时也缺乏两个迥异体制之间的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而今天，全球产业链分工与竞争的形成，已经将大国利益深度捆绑。“修昔底德陷阱”今天的再构造，是冷战思维下的“假想敌”幻觉，不符合大国共同致力于全球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基本时代特征。 今天的亚洲不是1914年的欧洲 与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国际政治格局不同的是，在今天国际格局中，没有当年除英、法、德外的俄国、奥匈帝国、土耳其等势力均等的国家，当年欧洲几乎是多强并列，各自有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民族聚居势力范围，并产生了“联横”的可能。按西方人的历史观念，组成“联盟”，对抗另一个联盟，不仅是古希腊战争史的开端，同时也是西方公国历史习惯的延续。这与中国历史上和今天重视双边外交的“合纵”外交战略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一次大战开始的年代，虽然，凯恩斯不无自豪地认为那是全球化的起始年代，是自由贸易和全球金融自由化的“黄金岁月”。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当年欧洲、或者说当年“全球化贸易体系”，是以“帝国”势力为纽带和基础的，亚洲、非洲各殖民地为“帝国垂直型”产业链提供了各种可贸易物品，帝国范围越大，帝国收益越大。当时欧洲各权力大国之间，不仅几乎没有规模性的双边贸易，同时更缺乏双向以资本投资和雇佣他国劳动力为纽带的经济联系，国家之间的关系仅仅维系于政治利益和民族同盟，经济关系在跨国关系几乎没有任何重要地位。“帝国势力”延伸意味着强大与霸权。而今天全球化的贸易体系，不仅是全球网格状的产业链，而且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与消费，打破了“帝国垂直”势力体系，同时也在破除民族与文化隔阂之间的极度对抗。 当今世界大国之间，不仅缺乏100年前欧洲有实质意义的，以民族、宗教为核心基础的政治联盟，也缺乏各自附带的保护势力范畴。同时，今天世界主要经济体，不论是以“金砖五国”、“G20”、“梦幻十一国”命名也好，还是将经济成长迅速的国家统称为“新兴市场国家”也罢，这些经济体自身之间不仅没有稳定的经济联盟框架协议，甚至也没有标准意义上的政治同盟。事实上，在今天的国际关系现实中，政治关系紧密、经济融合水平低下(中俄)，政治治理模式差异、经济互融度紧密(中美、中国欧盟)，乃至存在领土纷争，但经济交往水平依然很高(中日)的“怪异现象”出现，不仅突破了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战线划分，甚至还突破了历史以“帝国势力版图”为基础的经济联系范式。而这种全球范围内以产业链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以比较优势竞争的新型全球化出现，使得民族、文化、文明、政治的割裂得以有效打破，任何新崛起国家不以地理版图扩张为手段，而是以竞争争夺产业链高端地位和比较优势确立，这一点与欧洲1914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国家认识是完全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