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6)03-0169-12 1955年春，全国不少农村先后出现以“宰杀耕畜”为表现的“情况紧张”。①3月初的中央指示认为，上述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无底”。②不过在情况“极度紧张”的广东，华南分局却认为是统购后的粮荒引起了上述问题，应对之策是“增加供应”。③中央虽未否认粮荒的存在，但认为除“生产不足”和“灾荒的影响”，主要还是供应混乱所致，并因此提出了“统销补课”的解决办法。 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以来，春季粮荒即是每年的社会常态，有些地方还发生过抢粮事件。④不过目前学界对中共建政初期粮食政策的研究，多以征粮为主题，⑤较少提及粮荒及其应对。刘诗古在中南区减租退租的研究中曾讨论过春荒，但限于政治应对的分析，认为中共通过减租退租将春荒中的“政府—民众”冲突引向了“地主—农民”的阶级矛盾，⑥并未分析粮食层面的应对。陆洋、李甜对1949-1952年间海宁春荒的研究，也着重于生产自救等荒政措施的讨论，未涉及粮食政策问题。⑦田锡全对1953年粮食危机和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分析，虽是以粮食问题为主，主题却是政府如何通过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应对城市粮食问题。⑧迄今为止，学界真正围绕春荒及其应对讨论粮食政策的，还是对1955年农村情况紧张的研究。不过目前的研究只是视春荒为“三定”出台的背景，⑨注意到其对统购统销制度强化的影响，⑩并未讨论政府的粮荒应对之策。 据杨奎松的研究，在看待1955年春荒成因问题上，毛泽东和陈云等人认识迥异。毛泽东的判断接近华南分局，认为主要是征购导致了春荒，因此要求压缩征购量，而且提出了“三定”办法；陈云则认为是统销混乱所致，应坚持“统销补课”。(11)从广东的实践看，虽然华南分局和毛泽东的认识相同，但在实际应对中却并未能坚持自己提出的“增加供应”，而是选择了“统销补课”。这样的认识与实践错位，是最初的判断出了问题，还是迫于实践的无奈?基层实践中的“补课”又以怎样的具体操作来应对粮荒?是否解决了问题?因为以往的研究或聚焦于“三定”的出台与实施，或关注中央内部的认识分歧，少有对地方粮荒应对实践的讨论，因此很难作出回应。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广东“统销补课”实践的研究，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解答。 一 供应之乱：粮食紧张中的“统销补课” “统销补课”和“三定”虽正式出现于中央的三月指示，实际上在2月初的全国财经会议上已开始酝酿。李先念的会议报告，就提出了进行“统销补课”的要求。(12)但由于此时全国范围内的粮食问题尚未显现，加之中央的粮食工作重点又在推动购销制度化，(13)因此“统销补课”未受重视。 但如华南分局的报告所言，广东的粮食紧张在“购粮运动后期”已经出现，因此相较全国，广东更早进入了统销环节。只是由于此时中央对“统销补课”的做法和目的都未详言，广东的粮食统销重点仍以增加供应来缓解农村紧张。华南分局粮食指挥部不仅在1955年1月13日表扬了大埔县合理供应的做法，(14)还于18日批评了英德保留机动粮、缩小供应量的行为。(15)为了保障基层能扩大供应，一、二两个月分局先后增加供应指标25548万斤和10000万斤。(16)这种应对办法，也符合分局“压缩库存”的要求。虽然此后中央给分局的批复要求纠正不该供而供的乱象，(17)但就在批复当天，分局仍认为广东粮食紧张的实质是农民口粮被购，统销时又因工作不摸底，“怕把粮食发下去，再有缺粮户就无法解决，也有的是对缺粮户越摸越多，更不敢把粮食发下去”。(18)此时分局虽未再提增加指标，但从其对各地粮食“供应过紧”行为的批评，足见这时的考虑仍是增加供应。 中央三月指示将二月财经会议酝酿的“统销补课”正式提出，并且明确“补课”重点是“保证本年销量不被最后突破”。华南分局3月4日贯彻“统销补课”的紧急指示，思路已有调整，批评各地统销态度不认真，并明确供应指标不再增加。(19)3月10日分局又发文要求各地将统销量控制在指标范围内。(20)17日的第二份紧急指示，在重申指标无法增加的同时，开始将粮食问题的出现归结于统销中的放任自流、超销严重。(21)既然认定粮食紧张源于超销，统销思路的调整自在情理之中，“供应偏宽”开始成为批评重点。按照分局的新要求，非灾区供应只能以“适量”为准，灾区也只是做到“饿不死”(22)即可。 在中央的认识中，粮食紧张的原因是供应之乱，“补课”的目的就是解决此问题。为贯彻中央意图，华南分局在要求压缩供应后，又在3月24日提出清退过去不该进行的统销，动员多买者卖回给国家或缺粮户。(23)4月21日吴汉杰汇报南雄县的统销时，就提及了五区五洲乡八联组在互助组长张国华带动下退出2100多斤粮食，并据此认为“四个联组也能退出8000斤”。(24)实际上中央指示虽指出了统销有问题，但“补课”的安排并非要追溯既往，华南分局的做法显然更为激进。不过类似行为并不限于广东，河南许昌就强迫农民自报退粮，甚至采用“包打余粮户”的办法，分工包干，轮流围攻。(25)山西汾阳县也提出二次统购，对此李先念虽认为这一做法不如发动群众合理压缩销量，但仍强调“工作基础好的地区是可行的”。(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