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章编号]1002-3054(2016)06-0030-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60604 城市空间总表征着一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北京城亦是如此。从帝都到国都再到故都，北京在20世纪前半期经历的三次重大社会变革为城市空间变迁带来了三次发展方向的改变。总体而言，近代北京[1]的城市空间随其城市身份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演变逻辑，发展现代化与保护传统成为两条贯穿城市发展的主线，并在北京的身份变化中各有消长。 一、近代北京的空间变迁版图 近代北京城市空间的变革始于清末。帝都北京的空间结构、布局在封建政权的统治下维持了几百年的稳定局面，至清末，列强的强势入侵迫使清政府在政策上做出适度改革。然而，清朝统治者“希望在不改变根本利益和保持统治地位的前提下改弦更张，并坚持在传统的框架内进行有限的或预防性的改革，力图维护封建权贵的特权和封建社会体制”。[2](P484)这种政治上的定调在城市空间演变中亦有所体现。相比当时中国某些沿海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快速，北京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与清政府的政治主张联系更为密切，现代化进程则要保守许多。在此背景下，新式现代学校在北京出现，电灯、电话等电气设施开始被北京居民所接受，封闭的城墙结构也因火车的到来被打破。尽管如此，彼时帝都的城市空间结构仍未发生本质变革，仅为局部调整。清末政府改革的不彻底性已然决定了现代性短期内无法在中国迅速散播，这一点在政权所在地北京尤为鲜明、突出。 另一方面，清末的改革新政又为北京的城市空间变迁埋下了种子，大量到海外留学、游历人员在体验现代都市生活的便利后，纷纷将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理念带回国内，在思想、文化层面为北京的城市变革提供了舆论动力。到民国初年，作为现代工业城市表征的现代性渐渐占据了北京舆论的主导地位，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日益成为北京市民的新追求。尽管这一时期人们对于现代性的理解还是肤浅、片面的，但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灭亡，凭借现代化的印刷技术与日渐成熟的舆论环境，现代性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城市变迁的无形力量。 民国既立，北京由帝都变成国都，城市管理机构随之调整。现代性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京都市政公所的成立与运行，这一机构在民初北京城市空间变迁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史明正在《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一书中将推动北京城市变革的力量归结于当时的技术官僚。的确，正是以朱启钤为首的市政公所官员克服财政困难，摆脱思想束缚，直接策划、实施了民初北京几个重大的城市改造工程，奠定了北京城市空间变革的基础。市政公所还注意占领思想、舆论高地，译介外国现代市政书籍，出版《市政通告》，扩大舆论影响，力图根除文化保守派对城市空间改造的阻力。 从帝都到国都，城市身份的转变使塑造国都形象和改变城市空间结构成为北京政府与民间舆论的一致追求。在帝制倒台、共和新立的时代背景下，在全球工业化的国际形势中，时人塑造国都形象的努力必定只能从城市现代化建设着手，以期建设国都新面貌，展现国家新形象。 面对帝都北京封闭的城市空间结构，打破原有封闭状况成为北京现代市政建设的基础。于是，在以市政公所为代表的政府机构的主导下，开展了“国门”正阳门的改造、拆改城内的皇墙与城墙、修建环城铁路、兴办有轨电车等一系列现代市政工程，使封闭的城市空间结构部分解构，并被新的开放式空间结构所代替，建基于帝制的空间等级秩序随之被打破，空间的平等意识成为国都时期的新追求。如果说帝都北京的空间结构体现了帝制皇权的威严与至高无上，象征着专制旧文化，那么国都的改造则是要通过解构这种帝制空间，利用国都“首善之区”来代表国家的政治定位，体现民国新政体所蕴涵的民主、共和新理念，同时给国民提供一个新时代的生活愿景。可以说，国都北京空间改造计划与空间开放运动的努力，表明民国政府欲通过对城市空间的改造承载新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即通过打破旧的封闭结构宣传民国的新观念、新思想，宣传崭新的政治理念，这也是民国初年北京现代市政建设的主要动力。 然而，帝都北京的空间秩序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又保存了较强的稳固性。帝都的空间符号所承载的传统文化观念在时代变迁、社会制度更易中并未彻底断绝，而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存留。其中，有的是根源于儒、道、释的哲学观念，有的是对于风水之学的迷信，统统弥漫于时代变迁的社会思想中。上至政治人物、政府官僚，下至普通市民，都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这对北京的现代化建设构成了强大阻力。在北京城市空间开放运动中，随处可见传统文化观念对于现代化的抵制，现代与传统的冲撞以及最后形成的交融都在北京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中得到了空间上的呈现。以城门、城墙、牌楼等为代表的传统城市空间符号与为便利交通而引入的电车、火车等现代性符号的冲突，究其实质，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化的较量。这种较量无疑展现出近代北京不同于其他沿海商埠的特殊现代化进程，彰显了二者不同的特质。 空间开放还只是北京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步，只有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深层调整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改变城市的生活方式。国都时期初年，民国政府先后改造、开辟了天安门广场、中央公园与中国近代早期官办博物馆——古物陈列所三处新型公共空间。这三处空间曾共同组成了明清时期帝都北京的核心权力圈，但进入民国后均遭解构，由封闭走向开放。新型公共空间的开辟进一步拓宽了北京公共空间的结构，使象征皇权、等级制度等旧有封闭空间的瓦解继续深化，民主、共和的时代观念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