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文化转型的视角，以东莞虎门为例，探讨乡村向城市的转型。选择虎门是基于笔者的经验观察和学术研究积累，笔者多次前往虎门，目睹了虎门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化。第一次是1979年，当时为太平镇，镇上只有两三条狭窄破烂的街道，与一般的小镇没有什么区别。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在虎门进行乡村都市化的课题研究，在虎门镇对南栅、大宁、龙眼等村落进行调查。2000年后，因城市新移民课题、乡村都市化再研究课题等，笔者又多次到过虎门(周大鸣，1996，1997a，2015)。 一、相关概念的讨论与虎门的巨变 (一)乡村与城市：概念与现实 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1999：316)。他指出，中国基层社会“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与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一处居住的集团为单位”(费孝通，1999：318)。中国农村具有如下特征：乡土束缚、家族中心、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闭塞的空间、循环的地权、灌溉农业、有机循环、单一经济、复杂的政治结构等(刘创楚、杨庆堃，1989：71-75)。从传统意义的角度来看，乡村往往具有较为封闭、固定的地理空间，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的生计模式，以亲缘关系为主要的社会交往纽带，建立在以家为核心的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另外，乡村还具有一套国家控制之外的民间整合模式，土地神、庙宇等成为乡村社会整合的重要因素。在珠三角地区，很多村落都有自己的土地社。李翠玲(2011)所研究的中山永宁社区，所辖的12个小区(自然村)中共有社坛54座。徐红(2004)用“乡民社会”这个概念来指称古代中国以礼俗和宗法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形态模式，她认为社会价值观念的一元化与恒定化、社会成员主体意识的极端弱化、社会基层组织的门阀化和帮派化是这种“乡民社会”的主要特点。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席卷下，乡村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封闭式地理单元。“流动”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农村劳动力迁移，以及随后出现的“打工妹”、“打工仔”、“农民工”等称呼，无疑都表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动、联系日益密切。 周大鸣(1997)认为，与乡村相比，城市则是有着更加多元、开放特质的人类聚落，城市作为一个不同于乡村的聚合体，具有经济角色、政治角色、文化角色和流通角色四种职能。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城市的起源和发展，并展望了远景，在他看来，城市最终的任务是促进人们自觉地参加宇宙和历史的进程，通过感情上的交流、理性上的传递和技术的精通熟练，尤其是通过激动人心的表演，从而扩大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范围，这是历史上城市的最高职责(芒福德，2005：586)。城市(都市)作为一个现代话语，与中国古代“城市”不同，古代的城是指城墙，而市则是人们进行交易的场所。如果说传统乡村社会是一种机械团结，则现代城市社会更多是一种有机团结。在我国，城市、城镇等概念所具体指代的内容略有差异，本文并不在此过多地在概念上细分。本文所说的城市与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或者经济学概念，还是一个更多考虑社会文化因素的概念，包括居民对于城市与乡村的感知与认同。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发生了几次转折。一是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响应中央的号召，支持城市的发展，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二是知识青年下乡，城市青年支援农村的建设，但这还只是以城市的建设为中心。三是改革开放后，国家重点发展东部沿海城市，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投入到东部沿海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中。四是21世纪初期，国家开始建设新农村，将大量的财力、物力投入乡村扶贫开发中。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通过工业化等形式快速地获得了发展，“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是其生动形象的描述。珠三角地区以“三来一补”企业最为盛名，通过引进外资，在村内建起了一栋栋厂房，将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转变为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 什么是城市化？不同学科定义的侧重点不同。地理学侧重的是地理景观、空间结构和城市体系的变化；经济学主要从产业结构的转变研究城市化，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学关注的是人口的迁移，认为从农村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就是城市化。而人类学对于城市化的理解，更多地关注乡村的生活方式如何转变为都市的生活方式。有人类学学者认为，“都市化并非简单地指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镇，而是指城市与非城市之间的往来和联系越来越密切的过程”(Guldin，1992)。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发展速度缓慢，甚至曾经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不论是东部沿海城市，还是中西部中小城市，都以惊人的速度经历城市化的过程。 (二)乡村都市化：理解珠三角都市化的理论视角 周大鸣曾在1995年就乡村都市化的研究提出以下观点，“从珠江三角洲的乡村都市化实践来看，乡村都市化不是都市化的终结，而是都市化的开始”(周大鸣，1995)。借鉴前人的研究，笔者将城市与乡村相互影响，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接触后产生了一种整合的社会理想，既有农村文明，又有城市文明的成分的现象称之为“乡村都市化”。随着乡村都市化而来的是城乡差别的缩小，农村的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收入水平及结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等与城市逐渐接近、趋向同一。如果从人口来看，一方面是居住在都市中的人增加，另一方面是享有都市化生活方式的人增加；如果从空间来看，一方面是原有都市的扩展，另一方面是乡村的就地都市化；如果从过程看，经历着村的集镇化、乡镇的市镇化、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以及大中城市的国际化这么几个阶段(周大鸣、郭正林，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