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视觉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中，“形象”(image)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艺术理论家巴拉什曾指出：“在任何时代与文化中，人们都没有停止对形象的想往与猜测。”①的确，自远古时代以来，人类便试图借助对特定形象的描绘来实现同宇宙万物的沟通；在工业化与都市化不断推进的当代语境下，琳琅满目的视觉形象通过美术、影视、广告、动漫、游戏、摄影、服饰等渠道而得以彰显，从而潜移默化地融入并塑造了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必须看到，形象是一个格外含混、复杂的范畴，它不仅意味着某种视像化的物质外观，不仅意味着个体表情达意的工具或审美欣赏的对象，还进一步表征着人们在特定阶段最为原初而本真的期待和诉求，表征着他们同周遭世界的想象性关系。于是，形象的生产、流通与接受，形象的特征与功效，形象的结构、组织与类别等等，便体现出了难以抹杀的价值和意义。也正是基于上述理由，米歇尔才会将21世纪人文学术中的最重要问题归结为一个“形象的问题”②。 众所周知，形象并不是一个僵化、凝固的实体，而总是处于不断游移、转换的动态过程中。因此，“最好是把形象看做一个跨越时空来自远方的家族，在迁徙的过程中经历了深刻的变形”③。作为当代媒介文化中的一股新鲜力量，“草根传媒文化”(grassroots media culture)的崛起无疑为人们对形象的考察提供了新的契机。所谓草根传媒文化，即不同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或底层文化，也不同于人类学视域中的民俗或民间文化，而是更侧重于对一种媒介方式的界定与阐发，即人们打破了传统意义上“自上而下”的专业主义传播格局，转而采取“自下而上”的途径，依凭数码相机、可拍摄手机、便携式电脑等技术设备，自由采集、制作、加工相关的信息或资讯，并使之汇聚于网络空间这个无以限量的巨大平台上④。作为一种极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文化形态，草根传媒文化自然囊括了异常丰富、驳杂的形象资源，同时，草根传媒文化所独有的视觉表达方式，又使这些形象具备了某些不同于以往的内涵和品质，其最突出表现，在于形象与情感之间千丝万缕的紧密关联。恰恰是这种形象和情感的交互作用，不仅极大地充实了形象概念的既有意涵，同时也启发人们对当代文化精神状况的更深层次反思。 一、草根传媒形象与“情感动员” 在人类生存、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情感一直都占据着极重要的位置。无数人经历过“情非得已”，品味过“情不自禁”，最后又往往“为情所困”。情感不单单是一种生物学属性，不单单是大脑皮层受外界刺激所产生的震荡与波动，它还暗含着历史、社会、文化的多重逻辑和多重线索，并能够体现出巨大的支配与建构作用。如涂尔干便认为，人类的社会情感并非若干非理性因素的简单叠加，而是“有着集体性的根源，有着普遍性、永恒性和内在的紧张性”⑤，从而也表现出了整合与形塑的强大力量。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情感在人际交流中发挥着“黏合剂”的功效，共同的情感经验对于法律规范的践行，道德秩序的建立乃至社会有机体的形成都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独特特征之一就是在形成社会纽带和建构复杂社会结构时对情感的依赖”⑥。落实到视觉文化领域，情感的重要性集中表现为视觉文本的制作者对于主体情感的有意识倚重。如康定斯基等抽象表现主义者便擅长将创作者的炽烈情感熔铸于高度抽象的形式表现中，进而在观看者内心激发类似或相关的情感体验；而广告等当代大众文化产品的策划者同样热衷于打造形形色色的视觉方式与策略，以此来唤起消费者千差万别的情感期待和诉求，进而实现谋取商业利益的终极目标。 在草根传媒文化这一独特的场域，情感与形象的亲缘性得到了更富戏剧性的演绎，其最直观表现，莫过于草根传媒形象所营造的强烈的“情感动员”(emotional mobilization)效应⑦。在草根传媒文化中，形象的宗旨绝非召唤理性化的反思与辨析，而是直接作用于公众内心鲜活、生动的情感维度，从而形成高度一致的价值取向与心理认同，甚至诱发超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集体行动。反过来讲，决定受众对某一视觉形象青睐与否的，其实也并不是审慎的、条分缕析的选择和决断，而首先是一种赤裸裸的、情感层面的呼应与激荡。具体来说，在斑斓驳杂的草根传媒形象中，无法带给人情感冲击者多半不可能成为引人瞩目的焦点，相反，能够赢得广泛追捧并迅速蹿红的形象，则通常都拥有“能够激发网民的嬉笑怒骂、喜怒哀乐等情感的表现形式和内容”⑧，都能够契合每一位普通公民最为质朴而本真的情感际遇与积淀。在近年来沸沸扬扬的陕西“华南虎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黑龙江“虐猫女事件”、香港“艳照门事件”等网络热点事件中，各类视觉形象依托草根媒体的报道而广为传播，不仅真切地触动了受众或激愤，或感伤，或哀怨，或鄙夷的情感态度，更促使种种个体化的私人情绪扩展为一系列群体化的、一呼百应式的情感共鸣，继而实实在在地作用于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与思维习惯。上述事实充分印证了情感动员对于草根传媒形象而言所具有的难以替代的价值。 当然，情感动员的达成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潜藏着技术与社会文化的深层次动因。 首先，必须承认形象自身所蕴含的巨大能量。米尔佐夫曾谈到，视觉文化的真谛在于“把那些本身并非视觉性的东西予以视觉化”⑨。的确，伴随海德格尔所谓“世界被把握为图像”⑩的总体趋势，众多人们在过去难以亲眼所见的事物依凭琳琅满目的视觉手段而得以“浮出水面”，并产生了远远超出语言文字叙述的“有图有真相”的实证性与视觉感染力。在草根传媒文化中，这种肉眼的可验证性得到了更加集中、明确的展现。草根传媒形象回避了大众文化或先锋艺术中刻意为之的视觉隐喻与修辞技法，转而强调一种原生态的、直观、质朴而又不加修饰的表现方式，这些“平民主义”的视觉策略固然不可与专业化的传播方式等量齐观，但在某些情况下，却更容易制造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和刻骨铭心的视觉刺激，进而给人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真切体验。在2014年5月山东招远的“麦当劳血案”中，一段用手机拍摄于凶案现场的简单、粗糙的视频，将邪教徒的丧心病狂，受害者的孤立无助，以及围观“看客”的麻木与冷漠毫无保留地暴露于千万网民的目光之下，在令观看者不寒而栗的同时，也带给其异乎寻常的精神震荡与情感冲击，并最终使该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舆论反响与道德论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