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文化研究在国内逐渐成为显学，吸引了文艺学、文化学、社会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诸多学者的关注。然而，各个学科的相关研究常常囿于单一视角，难以融合。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媒介文化研究虽然表面上很热闹，但是在国内各个学科的研究中却处于边缘地位，研究者少，有分量的研究实绩不多。从研究范式的角度分析表明，上述各个学科的研究范式难以包含媒介文化的研究范式，这种状况不仅使媒介文化研究与各个学科研究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也造成媒介文化研究方法的深层次混乱。鉴于研究范式在学术研究之中的核心地位，我们需要认真分析媒介文化的综合研究范式及其对于当代中国众多学科研究的价值。 一、媒介文化研究的综合范式 相对来讲，北美媒介文化研究好像较为“冷落”，相关的评论综述在国内学界并不多见。其实，北美媒介文化研究十分复杂，一方面或多或少地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结构主义学派和英国伯明翰学派等文化研究的观念、方法，另一方面又体现出非常鲜明的自身特色。如美国的文化研究的一个理论资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美国研究强调多学科视角，偏重宗教、地区、性别、种族、城市、全球化、美国化等题材的研究，并一直影响至今。①同时，北美尤其是美国的解构主义思潮研究颇为红火，与当时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研究相互唱和。尤其是以保尔·德曼、哈洛德·布罗姆、杰夫里·哈特曼和希利斯·米勒等理论家为代表的“耶鲁学派”强调欧美文学的解构主义阐释方法，对于北美乃至世界范围的媒介文化研究皆有较大影响。 我们知道，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文化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美国进行的。阿多诺、霍克海姆等理论家目睹美国大众通俗文化的兴起，以精英主义的视角猛烈而悲观地批判大众通俗文化。受此影响，“批判式的”北美媒介文化研究虽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长时间处于边缘地域，但是其传承式的研究一直并未断绝，相继出现了诺姆·乔姆斯基、赫伯特·席勒、丹尼尔·贝尔等理论家的社会文化批判，其研究范围涉及西方政治批判模式、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大众传播垄断机制、消费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影响等重要论题。而北美学界十分活跃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文化研究，其主导的研究视角仍然是批判式的。例如，尼尔·波斯曼将媒介文化批判置于当代教育学和语言学的广阔背景下，着重剖析大众媒介文化对人们的负面影响，批判技术垄断产生的超量信息对人类社会生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尤其在1992年出版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他将技术分成“技术工具”、“技术统治”和“技术垄断”三个阶段，将希望寄托在教育以及人文精神的弘扬方面；②凯瑞是美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将传播研究分为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两种类型，一生致力于传播仪式观的研究，着重挖掘与探讨传播仪式观的价值与意义，强调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③他真正地从“作为文化的传播”视角，深入分析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媒介文化(文化研究)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价值与地位。 近20余年来，美国学术界涌现出一大批从多学科角度进行传媒研究的学者，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詹姆斯·卢尔(James Lull)、约翰·彼德斯、马克·波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卢尔是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传播研究系荣休教授，他研究兴趣广泛，尤其关注文化与传播的关系研究，他于2007年出版专著《文化点播：危机世界中的传播》，以中东与美国为分析重点，探讨了“9·11”之后全球媒介与大众文化的进化之道。④彼德斯是美国依阿华大学传播研究系主任，他早年的专著《交流的无奈》从宗教、哲学、文学等不同视角研究西方传播思想史，视域广阔，独树一帜。⑤近些年来，他从更为广阔的历史、法律、哲学、技术、自然生态和宗教语境研究媒介史和文化史。⑥波斯特是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校区历史学系、电影与传播学系教授，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几十年来致力于西方文化思想史、批判理论、新媒体研究。他善于从哲学思辨、思想史、历史、文化的角度考量媒体发展及其重要作用，具体探讨新媒体与后现代语境中主体、信息方式、现代性等前沿而重要的理论问题，敏锐、智慧而兼具理论深度。波斯特新近开始重点研究全球数字技术传播对个人、社会与政治形态的影响，通过事例分析了影像挪用的启蒙与困惑、数字时代犯罪新形式、身份盗用与身份认同、伦理、知识产权、文化抵抗等新问题，并探讨信息机械为进步变革提供的机会。⑦ 凯尔纳的研究强调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宏大背景，早在1995年出版的《媒介文化：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与政治》一书中，他就强调“批判性的、多元文化的和多重视角的文化研究”，以里根和兰博、恐怖片和青春片、说唱音乐、麦当娜、时尚、电视新闻和娱乐节目、MTV、作为文化文本的海湾战争、网络朋克小说为例，在语境中分析意识形态、霸权、亚文化抵抗、现代性认同等诸多文化问题；⑧在2003年出版的《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一书中，他以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分析了美国麦当劳快餐文化、体育文化、辛普森案件、电视文化、政治选举等方面的社会文化的奇观化与奇观文化现象，极具理论新意与现实意义；⑨2009年，凯尔纳与朗达·海默共同编辑出版了《媒介/文化研究：批判的路径》一书，在其中，道格拉斯·凯尔纳再次强调了政治经济的、文本分析的、受众导向的媒介文化批判性视角的重要意义。⑩雪莉·特克尔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她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与人格心理学博士学位，同时也是有执照的临床心理学家。她30多年来结合自己的专业优势，重点进行人类与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包括了移动通信技术、社会化网络、社会化机器人等)之间的关系研究。早在1984年出版的《第二自我：电脑与人类精神》一书中，雪莉·特克尔就探讨了新型电脑文化的形成及其机械化对人们意识与自我观念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焦点小组方法。在2011年最新出版的专著《群体性孤独》中，她再次大规模采取田野调查及临床研究两种方法，将研究对象拓展到移动通讯、即时通讯、社交网络、推特、大型在线游戏等最新领域，探究技术对人们关系的深刻影响，呼唤人性、同情、真实和爱的坚守与复苏。(11)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新闻、电影艺术学院的詹金斯教授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的研究。詹金斯的研究可谓伯明翰文化研究的一个最新发展，他自称自己的研究就是作为玩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的协商，(12)在这种双重身份的融合中，他更加深入地分析《幸存者》、《美国偶像》等美国最新真人秀节目的粉丝团与游戏玩家、博客社区等媒介受众群，强调了传媒技术新语境中传播互动与参与等因素的最新发展及其对社会文化各因素的深远影响。
